即便是英国这样的国家，自13世纪以来，经过500年的持续努力，终于在18世纪稳居世界发展的领先地位。但也不是说就彻底解决了国家发展的兜底问题。本来，英国借助个人主义的长期支撑，依靠逐渐成熟的政治机制，大致解决了国家与公民间的合作问题，也相应解决了公私领域的互动机制问题。即便英国在狂热的殖民运动中，也因为大致将国内政治原则转移到殖民国家，因此建立起不同于其他殖民国家那样的温和的殖民统治体系。这些举措，一时让英帝国成就了举世无双的治国业绩。但英国在19世纪末期开始陷入福利泥淖，到20世纪被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交相纠缠，结果国内政治生气不足。加之殖民体系的瓦解，促使英国的国际地位迅速衰落。美国的崛起，对没落的英帝国来说更是雪上加霜。“日不落帝国”终于成为二等强国。这样的国家兴衰，多少让季羡林所谓的东西文化、国家命运不过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断言，有了成立的理由。③
可见，国家得先兜住成功避免衰败的底线，才能想象如何强盛的问题。这样的国家兴衰变幻，是所有处在竞争性发展局面中的国家所不能不思考的大问题。因为国无常盛，亦无常衰。国无常盛，比较好理解。一旦国家治理不好，再强盛的国家也会走向衰败。国无长衰，需要解释。国家之所以没有常衰的道理，简单地讲，就是那些衰败的国家，会在国家间竞争中，自己走向灭亡，抑或被其他国家征服而消亡。绝对没有一个长期衰败的国家，竟然还可以长此以往地存在下去的理由。现代政治学的创始人马基雅维里在《君主论》中发表的看法，便是在一般意义上探讨国家怎样才能强盛的政治学原理，他晚年撰著的《佛罗伦萨史》，其实就是针对自己的祖国佛罗伦萨衰败而言的。而他撰写的《李维史论》，则是针对国家如何可以强盛的思考，面对古罗马发出的“思古之幽情”④。这种关乎国家兴衰的连贯性思考，正是马基雅维里揭开的、现代政治学关于国家问题的基本思考路径。这种思考的底线，自然是国家如何避免衰败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