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述古罗马的衰败大致是如此。而现代国家的衰败，也总是在权力自我放纵的同时，纵容社会的衰败风气所致。苏联当权者，一方面鼓吹连自己都不相信的理想社会说辞，另一方面以自我麻痹的方式忽略现实问题，再一方面寻求满足私利的特权。遍及全国的特供商店，成为权力腐败的日常生活之最佳写照。至于普通公民，则在物质绝对短缺的窘迫生活境遇中，寻求酒精刺激、自我麻醉。权力的自我麻痹与公众的自我麻醉，一旦叠加起来，国家的内在力量早就消耗殆尽了。国家的崩溃，只是一个时间和机缘的问题了。即使苏联以军国主义的方式制造出令世人迷惑的强大国家的意识形态幻想，也同样无济于事，它在瞬间令人惊诧的倒台，实在是早就在使人见惯不惊的自我堕落中注定了。当苏联的国家公权杜绝所有公民以公平正义之善良心胸关注国家事务，让国家的公共事务成为少数损公肥私的当权者手中的玩物的时候，这个国家的灵魂就已经丧失了。只是国家这架失魂落魄的机器，何时被人摧毁的问题，其答案尚未烘托而出罢了。由此可以断言，当国家公共事务与公民全无干系的时候，这个国家的私密化生活方式，促成一种当权者致力吸干国家躯体，普通成员仅仅想从国家躯干上汲取自己所需的干瘪养分，公私领域截然打为两截，其内蕴的衰败迹象，就可以被人们明确地辨认出来。这与古罗马的衰败，在结构上，何其相似乃尔。
国家试图避免衰败的种种相关事务，有些是可为的，有些是不可为的。可为的，总是与国家具有健全肌体联系在一起。对一个健全的国家建制来讲，尽管都会因为时空条件的限制，国家这一人造物的运作者先天的缺陷，处在兴衰交替的过程之中。但在国家衰败以至于灭亡以前，它避免衰败和寻求强盛的作为空间，还是相对较大的。即便这样的国家走向衰败，一般也会呈现出一条渐变的曲线，慢慢退出国家舞台，走向消亡。国家的衰败，不会是一场令人目不暇接的灾变性事件。不可为，是指那些一旦建国，就将国家塑造成了内源耗竭型的国家，⑤国家甫一诞生，就处于一种耗费内在动力，而无法为国家补充资源和动力的情状。在这种处境中，国家为避免衰败的作为余地，就明显狭小。不管人们以怎样的雄心壮志去拯救国家，国家也会沿着衰败的轨迹滑行，并且陡然刻画出一条令人惊诧的国家衰亡的垂直线条。可见，兜住国家衰败的底线，不是什么类型的国家都可以实现的目标。这就提示那些建国者们，必须避免将国家建构成内源耗竭型的机制，以便为国家供给可以作为的开阔空间，从而经过各种努力，有效避免国家的衰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