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7月1日，中央政治局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下称《决定》）。这是建党以来第一个，也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一份中央政治局通过的以增强党性为主题的文件，在党的建设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也产生了积极和深远的影响。
回顾历史就可以看到，中央选择在建党二十周年之际发出增强党性的文件，既有复杂的历史因素，也有紧迫的现实考虑，更是对建党二十年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加强党的思想和组织建设的重要举措。
但“党性”作为一个单独的概念进入中央政治局的决议，成为此后党的建设的重要内容和方法，却有着复杂的背景。
党自身存在的问题和面临的任务要求增强党性
为什么中央恰恰在这个时候而不是在更早比如在遵义会议的时候提出党性的问题？为什么党在此前只是一般地讲党性而在这个时候如此突出地、特殊地强调增强党性，把“党性”作为一个独立的概念写入中央的决议？这的确是非同寻常的，当时不少党员干部对此有疑问。为此，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秘书长任弼时于1942年7月14日到中央党校做长篇报告，具体而详细地回答了这些问题。
任弼时谈到了三点原因。
党员队伍迅速壮大，新党员思想复杂党性薄弱，迫切需要进行党性教育。抗日战争前，中共党员只有四五万人，但抗日战争爆发后，党员队伍迅速扩大，到了1940年代初，就达到了八十万人，其中七十五万都是新党员。党员队伍的迅速膨胀带来了很多问题，因为如此大规模的新党员大都是在统一战线环境下入党的，没有经受过革命战争和艰苦环境的严格考验，阶级成分、思想观念和入党动机复杂，党的观念不强，思想不统一，导致党的组织不巩固。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也指出，新党员新干部中的相当一部分党性薄弱，不服从组织的分配，不愿意担负艰苦的工作，把个人利益放在党的利益之上，他因此呼吁必须加强对新党员新干部的党性教育和党性锻炼。
党在中国社会所处的地位和所面临的任务迫切要求党在思想和行动上的集中统一。遵义会议以后，在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正确领导下，党逐渐走出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困难局面。特别是抗日战争爆发后，党、军队和根据地都不断发展壮大，从地区性的主要在陕北的党成为了全国性的党，共产党已经不是长征之前的弱小的可有可无的共产党了，而是成为中国政治中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政治力量，中央的判断是“中国共产党经过二十年的革命锻炼，已经成为全国政治生活中的重要的决定的因素”。在这样的政治局面下，国民党是不是继续抗战就必须考虑到共产党的力量。也因此，日本、国民党中的反共顽固分子都企图瓦解分裂共产党和军队。国民党一方面想和共产党合作，但另一方面又想削弱共产党的力量，采取多种办法收买、拉拢、分裂八路军、新四军，制造党和军队的对立。在这样严峻复杂的局面下，中国共产党要坚持抗战，就必须严明纪律、统一思想、统一行动。这就迫切要求党员干部增强党性锻炼，个人利益服从党的利益，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全党团结一致才有战斗力。
党和军队中出现的个人主义、独立主义、分散主义等违反党性的倾向是危险的，不立即纠正就有失败的危险。有三种因素威胁着党和军队的思想和行动上的集中统一。一是共产党所处的落后的社会经济环境，使得各个阶层、各个阶级的不同的思想意识影响到党和党员思想上的统一；二是中国农村广大，农民众多，党员的出身主要是农民和小知识分子，产业工人极少，自由散漫的无组织无纪律思想、极端个人主义倾向和习惯严重影响到组织上的统一；三是抗日战争以后党和军队所处的长期的分散的游击战争环境，很多根据地远离中央，各自为政，容易滋生分离主义对抗中央的倾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