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国法治建设起步较晚，但随着法治体系的完善，人们对社会公正愈加期待，量刑规范问题也日益提上日程。当前，我国量刑规范虽然取得了一定成就，但也存在对量刑规范化关注程度不够、法官自由裁量权偏大等问题，因此有必要对我国的量刑规范化问题进行再探讨。
【关键词】量刑规范 必要性 对策
【中图分类号】D925.2 【文献标识码】A
量刑规范化是指在一定的量刑标准框架下，量刑主体能够在标准范围内进行量刑活动，促使量刑结果的公正与合法。量刑规范化能够促使量刑活动具有一定预测性，这也能够提升人们对法律和司法公正的信赖。各国刑法领域都面临量刑规范化的问题，并对其有广泛而深入的讨论。
目前，世界各国的量刑体系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是法官具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量刑规范仅作为辅助，因此法官自身的判断关系着量刑的公正与否，英美法系国家大都采取此种方式；二是法官裁决以量刑规范为主，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较小，这种方式在大陆法系国家应用较多。我国司法审判采取的是第二种方式，刑法理念及刑法政策的发展要求量刑规范化。量刑规范化还符合我国宽严相济的刑法政策。
量刑规范化是树立司法公信力的前提。当前在司法审判领域出现了一些量刑过轻或过重现象，其中既有法官自身素质问题，也不乏司法腐败因素。因此需要对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进行限制，除了遵循量刑规范外，还可向大众展现量刑公正。量刑规范化有利于推动民众对刑事司法的认同，也意味着量刑标准的具体化，由此，一般大众也可以根据量刑标准来判断某种违法行为可能受到的刑罚，这敦促民众自觉遵守和认同法律法规。量刑规范化还意味着司法判决之后刑事案件的上诉、抗诉比例将大大降低，既提升了司法效率，也提升了司法有效性，使得民众更加信服和认同司法体系。
中国量刑规范化取得的成就
1999年我国开始进行司法改革，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第一个五年改革计划，提出要从司法观念、管理机制、司法制度以及工作方法等方面进行全面改革。2005年司法改革进入第二个五年，在改革纲要中明确提出要制定量刑指导意见，完善量刑程序。在2009年第三个五年改革纲要中，继续将规范法官自由裁量权作为司法改革的重要内容。
首先，司法公信力有所提高。我国在量刑规范化上采取了定量分析措施，对量刑程序、基准刑的调节幅度等进行了明确，这让法官可以通过量化的方法得出量刑结果，也适度限制了法官的自由裁量权，缩小了案情相同或相似的案件之间的量刑差异。此外，为了量刑规范化，量刑过程是在社会大众监督之下进行的，减少了暗箱操作的可能，消除公众对法官量刑的质疑，提升了司法公信力。
其次，案件上诉率明显下降。进行司法改革之后，在量刑过程中控辩双方能够就量刑展开充分辩论，在裁判的文书中写入控辩双方的量刑意见、阐述量刑情节、表明量刑理由，而且在法庭宣判量刑之后，还将释明量刑过程，让当事人了解自己刑期的确定原因。量刑的规范化让让量刑结果更具正当性和可接受性，当事者服从判决的可能性提高。
再次，法官增强了规范化量刑的意识，提升了案件审判质量。在各地进行量刑规范化改革探索之后，法官都对量刑规范进行了相关文本学习，强化了量刑程序、基准刑等量刑知识，摒弃了过去经验量刑的工作方式，量刑工作更加规范科学。降低了法官量刑的随意性，提升了我国司法审判的质量。
最后，量刑规范化还促使公诉方和辩护方不断提升自身的控辩能力。量刑规范化对公诉人和辩护人都提出了更高的专业化要求，为此他们也更加自觉地提升自身控辩能力。而且量刑规范化之后，审判文书将会明确记录判决的依据，这让控辩双方能够从文书中了解自己量刑意见被采纳与否以及原因，被采纳的量刑意见被当作经验，指导以后的控辩工作，没被采纳的意见可以让控辩人分析原因，进一步调整以后的控辩策略。
我国量刑规范化存在的问题
首先，我国对量刑规范化关注程度不够，这阻碍了量刑规范化的推行。长期以来在司法领域，学者更倾向关注各种犯罪以及犯罪构成，很少对刑罚论进行关注。而且在刑法学中，不论是学者还是实践者都更加关注犯罪论，而较少研究量刑制度问题。如我国现有的各类刑法学教材中用于介绍量刑部分内容较少，而在《刑法》中，仅仅有几条是对量刑做了细致描述，《刑事诉讼法》也缺少有关量刑程序的规定，法官在量刑过程中缺乏明确依据，这造成量刑的不规范，也带来司法不公。
其次，在我国的刑法体系中，存在法定情节模糊、幅度大的问题，这使得法官自由裁量权偏大。如在我国刑法中，在处理从重、从轻、减轻处罚时，规定应当在法定刑范围内进行，而刑法中相关规定将附加刑归属于法定刑，因此附加刑在从重、从轻上也面临幅度调节问题。附加刑主要有没收财产、处以罚金和剥夺政治权利三种，但这三种附加刑并没有轻重上的差别。因此，如果在审判中的法定最低刑是附加刑，那么在从轻处罚上便难以实践。此外，我国无期徒刑与有期徒刑之间存在空白地带，这也给法官的量刑规范化带来问题。我国有期徒刑的最高年限为15年，如果数罪并罚，最高年限也不得超出25年，这一规定导致我国有期徒刑与无期徒刑之间缺乏过渡和转换。在我国法律中没有将无期徒刑量化，这很容易让法官产生量刑失衡，而这关系到犯罪人的切身利益。
再次，在量刑环节上，法官自由裁量权是否需要限制以及限制程度依然没有定论。毫无疑问，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很大程度上会导致量刑的不规范，使得审判结果具有一定随意性。从事司法实践的法官在经验、素质上参差不一，因此我国常出现同类案件出现不同审判结果的案例。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一些司法研究者和实践者主张对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进行限制。
最后，审判员的习惯主义也导致量刑不规范。2010年我国发布了《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其中对量刑步骤有明确的指导意见，提出了“三步法”的量刑方式：第一步是依据基本的犯罪事实选择量刑起点；第二步是确定基准刑，要参照影响犯罪构成的犯罪事实来调节刑罚量；第三步根绝与犯罪事实无关的情节来对基准刑进行调整，确定宣告刑。不过，在这每一个步骤中法官都具备自由裁量权，因此很多审判者往往根据以往的审判习惯来作出刑罚判断，大多数法官都会在法律规定的法定幅度内作出审判决定，这种习惯主义审判方式以经验代替方法，忽视了量刑方法的科学性，
量刑规范化建议
首先，要实现量刑规范化，需要完善相关刑事立法，增强司法解释。现有的刑法体系中在量刑上存在一些漏洞，这不仅滋生司法腐败的空间，还有可能误导人们的犯罪行为，如在贪腐案件中，由于我国有期徒刑的相关规定，一些腐败官员认为贪多贪少都可能是被判十几年，因此一些贪官宁愿贪多。因此刑事立法应该尽快在内容上修补这些立法漏洞，如修改有期徒刑的最高年限等，提升量刑的公平性。此外，我国在量刑程序上也有所缺失，在《刑事诉讼法》中并没有就量刑程序进行专门的章节解释，因此审判人员在量刑程序上没有详细的法律依据，这导致量刑出现暗箱操作。为此，我国应该在立法中补充量刑程序内容并具体化，使之具有可操作性。完善的量刑程序有利于量刑的独立化，且让量刑过程更加透明，推动量刑规范化，也有助于提升司法审判的公信力和权威性。
其次，推行检察院量刑建议权制度。这里的量刑建议权主要是指检察院的求刑权，即检察院对于被告人的量刑请求的权利，也就是检察院有权提出自己对被告人定罪的请求。2010年我国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等五个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规范量刑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其中便对检察院的量刑建议权做了相关规定，将量刑建议权归为公诉权，检察院应该充分利用这一权力推动量刑的公正。而且检察院要行使这一权力必然要做大量的证据收集、调查和分析，这又为量刑的准确提供了依据。此外检察院行使量刑请求权也是对司法审判的监督。
再次，要完善我国的刑事裁判文书说理制度。裁判文书是对裁判过程和结果的记录，因此刑事裁判文书的专业性也有利于推动量刑的规范化。为准确量刑而进行的调查、法庭控辩双方对量刑的看法及陈述理由、法庭对双方的量刑主张采取何种态度及原因、法庭为进行量刑而进行的事实认证等等，这些量刑活动也应该记录到文书之内。之后可以根据具体的法律条文来说理，表明量刑结果所依据的法律。裁判文书的完善制度建设应与量刑规范化改革同步进行。
最后，要增强司法人员的量刑规范化意识，提高其司法能力。量刑制度最终都是要由司法人员来进行实践才能够发挥作用，因此要促进我国量刑规范化，还需要培养司法审判人员的规范化量刑意识，使之严格按照量刑准则进行量刑，避免量刑的主观化和随意性。法官还应不断提升自己的专业素养，了解量刑规范化的意义和目的，掌握量刑的技巧和方式，提高自己的引导和辨别能力，理性量刑。在提升专业素质的同时，法官还应该提升自己的道德素养，严格自律，提升自我的约束能力，司法体系可以通过开展法官职业道德教育实现这一目标，降低法官利用自身裁量权而产生司法腐败的可能性，从而保障量刑的公正公平。
（作者单位：河南警察学院刑事科学技术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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