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和平崛起形成中国模式，中国价值也得以浮出水面，中国价值的形成得益于“中国模式”的实践。中国价值的呈现有赖于恢复和重建底线道德基础之上和从传统价值汲取的可资当前社会利用的价值观，同时，还有赖于在竞争性的关系中回应西方价值，中国价值的最终表现要视我们创造性的再生出来的价值观念。
【关键词】中国价值 西方价值 中国模式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浮出水面的“中国价值”
作为大国的中国的现代化成就、中国成长的经验有西方现代化经验无法归纳的内容，所以对现代化的观念有必要防止两种片面性，一种以西方的现代化经验为标准，处处以西方经验为取裁标准，二是以中国特殊国情为基准，认为中国与西方所在皆异。事实上，对“中国模式”的理解也蒙上了这二种片面性，很难有一种“中道”的立场。所谓“中道”，是不受意识形态的看法左右。那些站在西方学理立场、受西方学术训练的学者，自认为是客观中立的立场，其实早已受过西方意识形态的熏陶而不自知①，以他们的眼光去看中国的现代化发展模式自然不无偏见。
当代没有人否认邓小平理论是中国现代化理论最成熟的理论。邓小平理论之所以成熟，乃因为它的中道，邓小平自己说，“国外有些人过去把我看作是改革派，把别人看作是保守派。我是改革派，不错；如果要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保守派，我又是保守派。所以，比较正确地说，我是实事求是派”②。“中道”的立场即是“实事求是”的立场。邓小平的现代化之路，既不盲从西方经验，也不固步自封。由于大家对“中道”方式缺乏了解，很多人对邓小平理论用保守主义与西化的二极化来理解。二者都可以从邓小平理论中找到理据。深谙西方学术训练的人认为邓小平的现代化之路偏离现代化的应有轨迹，如邓小平寻求高度集权与适当下放权力相结合的政治体制，就令他们所不解，但邓小平强调集权并非像一些保守拒绝西方经验的人士所认为的那样，集权本身就是目的，邓小平强调社会主义，强调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其实所注重的并不是既有的政治体制本身，而是这个体制本身能否发挥它的长处，为促进中国的经济和社会进步做出贡献。普通人认为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主张政治体制改革，认为这些改革会促进中国的政治制度更注重自由与民主，会向西方的政治体制靠拢。其实邓小平倡导的政治体制改革，虽然不拒绝因为改革而客观带来的自由与民主，但改革的目的是通过体制的创新，能更好地激发人民的活力和整个国家的活力，促进更好的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可以说，这是邓小平中国现代化之路成功的关键。邓小平的整个现代化道路都遵循了这一思路，它成功造就了今天为世瞩目的“中国模式”。
邓小平为我们成功实践中国模式建构了一个范式，这个范式虽然也包含了不少文化与价值方面的内容，但对中国价值观方面的论述，没有提到重要的位置。随着中国模式的世界影响力的增强，中国对世界的影响不可能仅限于经济或军事等硬实力上，文化等软实力的作用一定会日趋重要。塑造并明晰中国模式当中的文化与价值观部分，在当前已经到了水到渠成的时候了。不能想象，一个对全世界有举足轻重影响力的大国，它在价值观与文化观上却没有影响力。网上广泛传播的撒切尔夫人的一段话，“中国成不了超级大国，因为中国没有那种可以用来推进自己的权力，进而削弱我们西方国家的具有‘传染性’的学说。今天中国出口的是电视机，而不是思想观念。”这段话的出处存疑，但在2000年10月30日，她在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作的《成就领袖的时代》的演讲，针对中国却讲了“中国不会成为一个可以与美国匹敌的超级大国，至少在它卸下沉重的社会主义负担之前。不过，中国是一个怀着潜在敌意的地区性大国”。她的预言不足为据，但是她提的中国缺乏具有“传染性”的学说，倒确是道出了实情。如今具有世界“传染性”的思想观念无疑只有美国。中国在历史上曾是最具有“传染性”的，在西方价值成为世界强势价值观之前，中国价值是世界性的价值标杆。当前中国文化的软实力与日俱增。这倒不是要“传染”其他各国，更主要的是中国自身的需要。所谓“富、庶、教”，先富后教是一个国家成长的必然过程，而且，中国模式只有加上文化内涵，对内能认识自身，对外能影响其他文明，才能是一个完整的模式。无论是天时、地利还是人和，“中国价值”都开始浮出水面了。
中国价值观的主要内涵
我国的价值观建设自21世纪初开始提上快车道。2001年颁发《公民道德建设纲要》，以“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20字作为公民道德建设的主要内容。2006年10月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命题，并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体系的内容是“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构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了“三个倡导”，即“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三个倡导”所体现的内容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最新概括，代表了当前对中国价值观的一种相对固定的表述。
我们注意到，《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相契合，与中华优秀传统和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相承接”，这点出了中国价值观的来源，一是主要来自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当然也包括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形成的价值观，二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三是外来的其他国家和地区当然也包括西方先进国家的优秀文明。中国价值观不可能自外于这三种来源，当然也不可能是这三种来源的简单混合。从这三种价值来源如何构建出当代中国的核心价值，从而彰显区别于西方价值体系的中国价值，正是我们要研究的问题核心。“三个倡导”中，代表国家层面的“富强、文明、民主、和谐”，较多的体现政治层面上社会主义的渊源，代表社会层面的“自由、民主、法制、公正”，则受到西方价值的影响，代表公民个人层面的“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则较多体现传统价值。如果动态的看“中国价值”的过去，现在和将来，价值观正像一个人的信仰一样，多为单一而排他的。当然不是说一定要排斥外来文明，所以现在的这种概括反映了对“中国价值”探索的阶段性表达，它会随着中国现代化成长经验而不断转换成更合理更具代表性和更打动人心，从而人人更愿意捍卫它的表达。要这样做，我们需要回应、解决一系列的核心问题。
“中国价值”的三个来源中社会主义是主要的。因为历史的原因，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偏向于革命与建设，而在文化、道德价值等领域则较少涉及。随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的推进，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渐次丰富了中国社会主义文化与价值的内容。同时，这些内容也不可避免地与中国传统的道德价值与外来的西方的文化价值产生重叠。社会主义价值建设基于政治革命与政治理论基础之上，继承了政治刚性原则和意识形态的单边性。伴随着中国经济政治等实力的形成，中国的核心价值应该是能与中国当前的影响力相匹配并能反映中国成长经验的，不仅是国人的共识，也是举世公认的。最重要的一点，正如西方价值之所以是目前全世界强势的价值观，是因为在这套价值观下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取得的成就。同样的道理，中国价值在今天浮出水面，越来越引人关注，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现代化取得的目前为止仅次于西方现代化的成就。所以，中国价值要取得与西方价值平起平坐的地位，最关键的就是中国的现代化要取得成功。中国价值的内涵如何，最重要的并不是三个来源的各自传承及其交叉互联关系，而是中国的现代化实践，是在邓小平理论所引导下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及其成功，这点是我们把握“中国价值”最关键重要的一点。换言之，中国价值的内涵真正形成的主场并非过去的历史或外来的文明，而是中国今天的实践，是中国模式这条道路上所走过的经验总结和价值体认。在这个意义上，“三个倡导”所内含的几大关键价值指标，都来源于中国模式的实践，是非常对的。虽然，我们在作这种归纳时，可能刻意去撷取一些代表性的概念，而这样做可能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用什么概念并非主要，关键的是我们要认识到，当代中国价值只可能呈现在实践中国现代化的当代视域中，它的内涵应该从中国所有民众为求得自己国家和民族的现代化伟业过程中所珍视并引以为傲的价值中得到规定。
中国价值观构建的主要途径
上述我们简要分析了当前“中国价值”形成的三种来源及其存在的主要症结，那么，要形成与中国当前国力相当的“中国价值”，当前应该主要做些什么努力？
一是恢复和重建底线道德与价值基础之上的中国社会公认的价值。为促进中国价值的形成，当前除了宣传之外，更重要的是通过国家力量来形成中国价值所欲表建立的核心价值。如“诚信”，在改革开放重视效率甚于公平的早期时代，功利效率压过了其他，因而造成种种违反诚信的怪象与乱象，这不仅有违中国传统价值，而且也与世界公认的价值相悖，如果不能恢复和建立起包括“诚信”等在内的世界公认的底线道德与价值，并在此基础上构建起为国人所珍视的价值，那中国价值的建立就无从谈起。中国社会最倡导伦理道德观念，但因为种种条件这些伦理道德沦为不可能，从而使得中国社会常陷于伪善。这中间有道德虚高的一面，如要求“涂之人为禹”，这与现代社会尊重人性、个体性也不相符合，所以当前中国价值建立的努力方向应是唤醒传统社会并持续到今天的为国人所珍视的价值，并举全国之力来确立和保证这些价值的实现。以中国今天来讲，国家应惩罚不守诚信之举，并通过经常性的制度建设来促成“诚信”等在中国成为人人得而卫护的底线价值。
第二，要创造性的吸收中国社会的传统的价值观。中国传统的价值观，虽经近代以来革命及政治运动的冲刷，业已不成体系，但始终还是中国社会的价值基础。从民族传统与当下的价值体系中寻找自己的价值源头势成必然，而且，民族传统的价值体系是一个国家与民族价值最深层的来源。当前的“中国价值”建设离开传统的价值，即成无源之水。中国的传统价值历来以孔孟之道标称，孔孟之道的要义，民国时《东方杂志》主笔杜亚泉说是“君道臣节”，1943年以蒋介石署名的著作《中国之命运》认为是八纲四维，“中国国民道德的教条，是忠孝仁爱信义和平，而中国立国的纲维，为礼义廉耻。”③不管哪种表述，传统价值讲究一个人不能脱离为人的基本操守，要重礼节义，有所坚守与执着，不能见利忘义，这是孔孟之道所谓的“成人之教”。虽然这些基本原则有不同的表述，但基本思想不变，所以有人说儒家是一个不是宗教的宗教。这与现代社会重视人的自然本性，世俗的人没有理想有相当的距离与张力。传统社会以仁爱礼义等道德纲目作为人的理想与原则，在当代应该做适应现代社会需要的转换。但中国社会应该坚持理想与原则则是确定不疑的，而中国社会坚守的这些理想与原则，应该是政治化的社会主义的政治理想如共同富裕、人的自由与解放等之外加上传统中国富有人性化的如仁爱信义等理想，而这是我们从传统中国价值中应予汲取的。
第三，如何回应西方价值，以强化中国价值的世界竞争力。西方的价值观近代以来随着船坚炮利，给国人强烈的印象。冷战后，美国成为世界霸权国家，不遗余力的对外输出价值观，这也是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成功的文化价值的输出。这种宣传造成以自由、民主为主要代表的美国价值观成为多数人心目中普世的价值。事实上，自由、民主当然不是普世的价值。“创立资本主义不是一种荣耀，而是一种文化上的耻辱”④，正因为在西方价值中渗透了人为意识形态化的价值观，所以，西方的价值不可能直接拿来为我所用。因此，在吸收西方价值观时，我们一定要对此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用“历史的方法—‘祖孙的方法’……一头是他所以发生的原因，一头是他自己发生的效果；上头有他的祖父，下面有他的子孙。”⑤如美式民主，托克维尔早就揭示它是美国特殊民情所决定的。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的民主会是一样的，会有标准可循的。民主本身不是原因，不是像美国人宣传的那样有了民主，就会解决政治问题。民主之所以是世界各国人所看好的，是一个“好东西”（俞可平语），对于美国来说，是因为它是利器，可以让美国变得强大。同样，对于中国来说，如果民主只是拿来选举，让不同的人可以因此合法的争权，则于国于民没有什么大的好处。真正的为中国社会所需要的民主，就是邓小平所说的社会主义民主，它的根本目的是通过发挥人民群众，国家机关的积极性，“调动积极是最大的民主”⑥，从而更好的发展社会生产力，最终也是让国家富强。发展民主，在中国必须服从发展生产力和国家富强这些根本目的，所以，我们吸收西方的价值，应该分析西方价值的来源及其与它们所对应的社会的关联关系，从而真正吸收其精髓。
第四，用综合的方式，创造性的生发中国价值。如前所述，当代中国价值的合理内容应该是以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为基本，综合吸收中国传统和西方的价值观念。因此，如何将这三种合成从而显明当代中国价值的内容，并以此区别于西方价值，是当前中国价值建设最重要的课题。“民族的就是世界的”，这句常识是深刻的。中国价值要影响世界，一定在基本面上是中国民族所特有的，但是民族的东西如果不能经过现代社会的洗礼，不能胜任带领中国社会实现现代转折，也不可能成为我们民族精神的主流，更不可能影响及于世界。在当代，中国价值的这个形成一定是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个过程同步的，并且能体现这个过程的精华，同时，又能为促成这个过程的顺利实现提供正向的精神动力。在这点上，实际上就是今天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有的一定要走向二位一体，马克思主义要适应中国的具体实际，而中国特有的同样也要适应现代化需要而作转折。这个过程就是创造性的生发过程，中国价值只能产生于这个创造性的生发过程。
（作者为南京工程学院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本文系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价值：区别于西方的价值体系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4MLD007）
【注释】
①王正毅：《世界体系论与中国》，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182页。
②⑥《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09页。
③蒋介石：《中国之命运》，台湾：正中书局，1943年，第9页。
④［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1卷），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页。
⑤胡适：《胡适文存》（卷2），上海书店，1992年，第200页。
责编 /张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