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左亚文
【摘要】2015年我国哲学理论研究总体呈现出矛盾着向前发展的态势，一方面产生了大批理论成果，另一方面又陷于创新不足和提振乏力的困境；既彰显了变革时期的问题意识和时代精神，又存在着理论滞后和观念僵化的缺陷；既力求打破中西马之间的森严壁垒，又存有根深蒂固的学科分割偏见。继续深化体制改革和思想解放，加强中西马的对话和会通，建构面向时代现实的多样化的中国哲学当代形态，既是我国哲学发展的未来走向，也是其希望之所在。
【关键词】中国问题 经典诠释 中西马对话 未来走向
【中图分类号】B0 【文献标识码】A
据知网和国家图书馆数据库查询，2015年国内各类刊物发表哲学类文章约8000余篇，完成哲学类硕博士论文1000余本，新出版各类哲学著作及教科书约800余部，召开各种大小形式的哲学类会议约500余场。综观这些哲学研究及其会议成果，给人的总体印象是：既体现了变革时期哲学的问题意识和时代精神，又存在着理论滞后和僵化的缺陷；既产生了大批量的论文和著作，又陷于创新不足和乏力的困境；既力求打破中西马之间的森严壁垒，又存在着根深蒂固的学科分割和偏见。下面，仅就2015年我国哲学界的理论研究状况作一简略的概述。
面向中国问题的哲学研究和反思
从20世纪80年代起，哲学理论界就提出了面向社会现实问题的研究路向，强调哲学要为改革和现代化建设实践服务。此后，包括《中国社会科学》在内的不少报刊及其学术会议专门就此展开讨论，在思想理论上取得了基本共识。问题在于如何理解“中国问题”，什么样的问题才称得上“中国问题”，哲学视域中的“中国问题”又是什么？哲学又应以何种方式介入中国的现实从而把握“中国问题”？应该说，没有哪一种哲学和哪一个哲学家不关注现实及现实问题，不力图以哲学的方式分析和解决其所面临的现实问题，其区别在于以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来看待和处理现实问题。黑格尔哲学尽管思辨晦涩，但其十分重视哲学与现实的关系。在《历史哲学》中，他明确提出“哲学希图发现那实体的宗旨，那神圣观念的实在方面，并且要替那被人极端侮蔑的现实作辩护。”①马克思严厉地批判了这种保守的实证主义的理论观点，而主张对现实采取“无情批判”的态度。这种态度不是要通过“解释世界”从而为“现实作辩护”，而是要通过“变革的实践”来“改变世界”。
应该肯定，通过这些年的讨论和研究，我国哲学界对于什么是问题，问题与矛盾之间的关系，问题对哲学发展的作用，哲学所把握的是思想中的时代并以思想的方式切入时代等等，都取得了较为一致的认识。2015年不少哲学会议和文章继续对此展开探讨。例如，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经典与现实”年会、中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与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主办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理论研讨会暨《新大众哲学》出版云南发布会”、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年会暨“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研讨会、“经济发展新常态与人的发展”研讨会暨中国人学学会第十七届年会、以“唯物史观视域中的现代性问题”为主题的全国第十五届“马克思哲学论坛”、东北三省马克思主义哲学年会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当代中国”学术研讨会、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心和北京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历史唯物主义与中国道路”学术研讨会、由中央党校哲学教研部与中共吉林省委党校共同主办的以“中国问题的哲学—中国整体转型升级与哲学创新发展”为题的全国党校系统哲学年会、中国马克思哲学高峰论坛主办的“有机马克思主义出场与生态文明建设”研讨会，以及各省、市级单位的各类哲学年会、各高校院校和科研院所举行的各种形式的哲学研讨会，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这就是注重凸显问题意识、结合当今中国和世界的现实，展开对哲学理论的研讨，脱离现实的纯学术研究至少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学科领域较少见到。
除此之外，在2015年度数千篇哲学论文中，其中相当比例的文章是关于具体现实问题的哲学思考，如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哲学渊源、思想政治教育的哲学基础、自媒体的哲学分析、社会转型和变迁的哲学透析等，甚至关于水资源、中学英语课堂教学、汉文字、女性身份等也纳入到哲学的思考之中；至于政治哲学、法哲学、经济哲学、教育哲学、管理哲学、技术哲学、工程哲学、环境哲学、艺术哲学、军事哲学等应用哲学则呈方兴未艾之势。尤为引人注目的是，有些杂志还开辟专栏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②、“实践唯物主义与唯物史观”③、“时代精神与哲学理念”④等“中国问题”进行深层次的哲学探讨。概言之，这些探讨都着眼我国改革和建设中的现实问题，在理论研究上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如对1980年代的“实践唯物主义”讨论进行了历史反思，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创新之道。有的学者在分析当今中国社会变迁特点的基础上，提出了哲学的使命就是“规定社会的解放思想和实现哲学自身的思想解放问题”⑤，就是为人们“提供一种把握现实的思维方式和价值理想，而不是提供解决具体问题的万能钥匙”⑥。有些学者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研究在与现实问题关系上存在的误区进行了检视，认为其主要问题：一是两者研究的关系太紧，即过分强调政治维度；二是两者毫无关系，迷恋文本分析，与现实越来越远；三是研究者自身主体性过分强化，强调个人兴趣，……因此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当代中国，学者应该以自己专业的、规范的、学理的方式向世界来表达大辩题中的中国的存在。⑦
更为可贵的是，中国哲学史和西方哲学领域的学者也认识到了研究当代中国问题的重要性。如有些学者早在多年前就提出中西马都要研究当代中国乃至世界所面临的共同问题，“不仅马克思主义哲学确立了以现实问题为中心的研究路向，中国哲学史研究和外国哲学研究，也以回应和解决当代中国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为研究的立足点和参照系。”⑧因此，“必须直面哲学问题，把中国哲学作为解决问题的思想资源，而不是作为解释问题的唯一标准 。”⑨这一观点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学者的赞同。
然而，勿庸讳言，面向中国问题的哲学研究仍然不尽人意，大多数文章仍然停留在重复性的抽象议论上，哲学的本质功能并未能有效发挥出来，哲学被边缘化和贫困的处境还没有得到根本改善。其主要原因是自由探讨和平等竞争的学术氛围和条件尚未成熟，构建哲学批判的内外机制还不够完善，以量化为本位的评价体制对正常学术研究的伤害，固有的僵化观念对哲学创新的约束等。因此，哲学的命运与改革息息相关，只有不断推进思想解放和改革实践，才能真正促进哲学的发展和繁荣。
传统经典的诠释和重读
从1990年代开始，无论是在马克思哲学界还是中国哲学史和西方哲学界，对传统经典进行考释和重读成为一种风尚，出版了数以千计的著作，发表了成万篇以上的文章。2015年，这类论著在哲学界仍然占据中心的地位。根据国家图书馆的数据库查询显示，2015年入库马克思主义哲学70本、西方哲学33本、中国哲学17本，其中中国哲学史的著作基本上为经典诠释类，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西方哲学类著作中相当一部分亦属此类。本年度所发表的数千篇哲学文章和完成的一千余册硕博士论文，其中对于经典思想的解读也占有相当的份量。造成这种研究状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中国传统文化在中国大陆的复兴在某种意义上带有补课的性质，民间“国学热”的持续升温造成了广大民众对于注解类经典图书的大量需求；二是1990年代以来发生的所谓“思想淡出，学术凸显”的学术转向，致使中西马的一大批有潜力的学者纷纷离开有争议的思想领域而转入经典文本学的研究，这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伦理学和美学界表现得尤为明显。这些年来，经典诠释和重读之风仍然持续劲吹。
应该肯定，这种重学术经典的研究路向也产生了一批较为丰硕的学术成果，在一定的程度上也提升了哲学研究的学术含量。但是，在这种“回归文本”的潮流中，也产生了某种把学术研究和现实关照对立起来的偏向，以至有些学者提出了“离开文本的学术就是伪学术”的观点。正如有些学者所指出的，离开思想的文本解读，“我们可以从文本解读到什么? 倘若没有对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的分析，没有对思想呈现的时代的把握，所谓的文本解读只能是‘为思想做注脚’，所谓的‘还原本真思想’也不过只是解读者的一厢情愿，‘一千个人心目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⑩有的学者针对西方哲学研究中存在的这种偏向以科学哲学为例指出：“总体来看，国内科学哲学研究之所以更多地是‘照着讲’，主要还是缺少理论自信，不能大胆地进行问题研究，导致只能亦步亦趋地‘拾他人牙慧’。而破解这一困境的出路还在于尽早培育出一批具备足够自然科学知识积淀，且长于内在性哲学分析而又敢于‘独立门户’的科学哲学研究群体。”
可喜的是，近几年来这种状况开始发生变化，至少人们逐渐认识到了这个问题的存在。在2015年全国党校哲学年会上，与会专家一致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发展是在经典文本和现实逻辑两个维度的互动中实现的。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经典文本研究取得了巨大成就，而现实逻辑维度相对而言仍是短板。哲学研究者应走出象牙塔里的概念哲学，去研究概念背后的社会现实。有些学者还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基本对象是深入到社会现实当中去，在经典与现实的对话中实现“视域融合”。讲汉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更要研究当今中国社会现实，只有这样才能形成中国理论、中国经验。不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应该如此，中西哲学的研究也应该这样。2015年春节前夕，深圳大学国学研究所会同北京大学儒学研究所、台湾大学人文社会高等研究院一起，举办了为期三天的“经典、经学与儒家思想的现代诠释”国际学术研讨会。这次会议的一大亮点是从诠释学的角度看传统经典，尤其是儒家经典，其中颇有一些值得我们关注的最新动向。在此次会议上，有些学者就提出了“中西互诠”、“综合诠释”的观点。有学者指出：“现当代诠释学的最大特点是综合性，一个研究专题，往往涉猎到各个不同的层面，有词语训诂，也有义理疏证；既有历史辨证，也有时代前瞻；既不忘古老智慧，也面对时代课题。这一‘研究的自觉’，往往在诠释上获得了一种别开生面的自由。”
中西马哲学的对话和会通
关于中西马的对话和会通是一个老话题，恐怕在1912年北京大学首开“哲学门”的时候就存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属于西方哲学的范畴，但其来到中国之后，就有一个与中国哲学对话和融通的问题，其自身也要与其他西方哲学流派特别是现当代哲学进行对话和交流。中国传统哲学因其未曾接受过近现代科学的洗礼而有一个自身现代化的问题，在这一过程中，必然需要学习和借鉴西方哲学的合理内容。而西方哲学也不是封闭的，它也有一个向世界其他哲学开放和交流的问题，特别中国的西方哲学研究更应该立足本民族的社会现实和文化传统，在学术上积极开展与中国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交流和对话。
实际上，不同学派、不同民族哲学文化之间的交流和交融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尽管它们之间也会发生文化的冲突和矛盾，但一般来说，这种冲突和矛盾也是在交流和交融中产生的，并且必然会在进一步交流和交融中得到不断解决。在我国的哲学研究中特别是在新中国建立之后这个问题却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在改革开放前，无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还是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研究，都一律照搬前苏联哲学版本的模式，以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辩证和形而上学“两个对子”为线索，以政治观、世界观、方法论、认识论、历史观为模版，对其进行“裁剪”和“粘贴”。这种做法，不仅剥夺了各个学科的学术自主性，使其相互之间的交流和对话变得不可能，而且也从根本上束缚和扼杀了学术自身的活力，使正常的学术研究变得不可能。
这种状况在进入新世纪之后有了根本的改变。西方哲学和中国哲学几乎不约而同地开始打破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二值对立，从其哲学演进的内在逻辑来说明中西哲学本身的发展，从而以一个独立的平等的态度来与其他哲学进行交流和对话。
从这些年来中西马之间所开展的对话和会通来看，各个学科进展是不平衡的。为了摆脱被边缘化的命运，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的一些学者从个体的处境出发做了多方面的努力，例如，不少中青年学者开始转向主要从事政治哲学、文化哲学或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有的兼涉康德、黑格尔、海德格尔、分析哲学或中国传统哲学，力图在自己的研究中，把中西马切实地贯通起来。一般来说，从事西方哲学研究的学者大都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哲学原理比较熟悉，因而能自由地出入于二者之间。在我国学界，一些从事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学者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出生的学者，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哲学原理具有较深厚的功底。但总的来说，中西之间由于其学科性质和研究范式具有较大的差异，二者之间的理解、对话和交流并非易事，因而存在着一定的障碍。在西方哲学界，至今还有一些学者对中国哲学的合法性提出质疑，更遑论对话和融通了。好在经过这些年的讨论，大多数学者不仅在这个问题上达成了共识，而且对于其如何实行对话和会通的路径和方法进行了探讨。例如，赵敦华认为，实现中西马之间的交流，“并不是要求一个哲学工作者精通‘中西马’的全部知识，而是在研究本专业具体问题时应有其他学科的视野，比如，研究中国哲学的某一概念或观点，要知道与此相关的西方哲学观点是什么。”他还指出，“要用现代的眼光来看待中国传统哲学，用发展了的眼光来看待马克思主义哲学，也需要中国人的眼光来看待西方哲学，努力把西方哲学的优秀成果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传统哲学结合起来，建设面向中国、走向世界的当代中国哲学。”谢地坤认为，通过“中西马”哲学对话，可以扎实解决当前中国乃至世界所面临的共同问题。“如果哲学对话仅仅在观念王国中，范畴与范畴、概念与概念，思想可以复制可以延伸，但难有以现实问题为依据的新的创造。而哲学的民族特色，表现在这个民族的哲学所探索的具有民族特色的哲学问题之中。”
从2015年发表的成果来看，其中有相当数量的论著是关于中西马比较的，因而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亮点。例如，先秦儒典与《圣经》、庄子与柏拉图、法藏与胡塞尔、西方生活哲学与孔子生活哲学、费尔巴哈人本观与中国民本主义、卢梭与老庄自由哲学、老子的道论与马克思哲学、张载与福斯特自然观、康德与马克思启蒙思想、马克思与迪尔凯姆和韦伯的理论范式、老子与马克思异化观等。至于对同一个问题或论题从中西马的不同视角进行考察和探讨，则更多地渗透和体现在大量的论著之中。
值得一提的是，2015年在哲学大众化的问题上，中西马都取得卓有成效的业绩。继王伟光主编的《新大众哲学》（七卷本）于2014年由人民出版社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联手推出之后，教育部所实施的哲学社会科学普及读物项目于2015年又推出了《〈实践论〉浅释》（陶德麟著）等多本大众化的普及读物。在继承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方面，民间儒学如火如荼，并且形成了民间儒学与学院儒学良性互动的局面。西方哲学界也明确地提出了“西方哲学的大众化”。赵敦华就指出，西方哲学的大众化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应该的。现在“国内外哲学界总有一些人，非要把哲学道理讲得让人听不懂，以显示学问的高深奥妙；或讲得使人似懂非懂，让听众自愧不如，甘拜大师”，这是故作玄虚。由此可见，在诸如“大众化”这样的问题上，中西马能够达成如此共识，并通力合作，应该视为中西马实现对话和会通的一个典型事例。
中国哲学当代形态的建构和走向
在当今时代，后现代主义所奉行的解构主义风行于学术界，学者们热衷于“细小叙事”的研究，对形而上学的“宏大叙事”怀着一种本能的拒斥心态。这种思潮对中国哲学界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只要我们浏览一下这些年来每年公开发表的数以万计的哲学成果，我们就可以看到，研究细小的具体问题的论著占绝对主导地位。
无疑，后现代这种主张研究具体现实问题的倾向，对于破除哲学脱离生活的抽象思辨和经院作风，使之贴近和进入每个人的心灵和生活世界，具有正向的积极意义。但是，物极必反，我们也不能因此而沉溺于碎片化的研究之中而放弃对于形上体系建构的追求。正如余敦康所指出的：“每个时代有体系，这是制造体系的时候。20世纪30年代，就是搞体系的时候，很多体系出来了，有胡适的、有冯友兰的、有熊十力的、有梁漱溟的，慢慢地搞体系，那是30年代的时候。”可是，后来哲学就沉寂下去了，而现在适逢其时，才是搞体系的时候了。
一个时代哲学的繁荣与否，既取决于是否具有允许和倡导多样化哲学体系及其学派并存和竞争的社会条件，又表现在是否实际存在这种“百花齐放”的多样化局面。没有体系和学派之间的共存和竞争，哲学就无法从这种内外在的处境条件中获得自我发展的动力源泉，就必然导致哲学的自行衰败乃至消亡。这是一条被历史和现实反复证明了的哲学发展和繁荣之道。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化，哲学创新和发展的环境条件日益得到改善，学派竞争和学术争鸣的局面逐渐形成。例如，这些年来，在中国哲学界，文化保守主义、自由主义、激进主义、新左派思潮等都有表现，并初步形成学派。根据郭齐勇的看法，中国大陆儒学复兴的一个标志，就是以李泽厚、汤一介、张立文、蒙培元、牟钟鉴、陈来等一批著名学者对儒学体系的新思想和新建构。在这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西方哲学相对滞后，这主要表现为：考释多于建构、分析多于批判、论证多于反思、承续多于创造、“照着讲”多于“接着讲”、“我注六经”多于“六经注我”、文本的视界多于主体的视界。这些都成为制约当今中国哲学发展的重要因素。
当今中国哲学（包括中西马哲学）正处在一个新的历史性变革的重要时期，欲实现其根本性的突破和发展，一方面有赖于改革的继续深化和思想的进一步解放，从而为哲学的发展创造更自由宽松的环境条件；另一方面又有赖于从事哲学教学和研究的学者们的主观努力和创造性劳作，从而为社会奉献更多的精品力作。这既是中国哲学发展的未来走向，也是其希望之所在。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逻辑建构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2AKS002）
【注释】
①［德］黑格尔：《历史哲学》，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6年，第76页。
②《哲学研究》，2015年第9期。
③《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5第4期。
④《黑龙江社会科学》，2015年第6期。
⑤⑦李昕桐：“在理论与现实之间—‘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当代中国’学术研讨会综述”，《求是学刊》，2015年第9期。
⑥朱辉宇：“2015全国党校系统哲学年会召开”，《光明日报》，2015年9月16日第13版。
⑧谢地坤：“西学东渐与现代中国哲学”，《江西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
⑨江怡：“中国哲学研究在国际哲学中的影响和困境”，《哲学动态》，2014年第2期。
⑩王海峰：“中西马会通语境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黑龙江社会科学》，2012年第4期。
易显飞：“新中国成立后西方科学哲学的中国化：历程、问题与启示”，《自然辩证法研究》，2016年第1期。
王绍培：“从诠释学的角度看儒家经典”，《深圳特区报》，2015年3月19日第B07版。
赵敦华：“中国的西方哲学的任务和问题”，《哲学动态》，2014年第1期。
郭齐勇：“近年来中国大陆儒学的新进展”，《广西大学学报》，2015年第1期。
余敦康，干青松：“我们这个时代需要体系性的哲学”，《东吴学术》，201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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