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洋务运动带来的利益得失和多寡形成了复杂的利益集团，这些人集群在一起形成的集团式冲撞和内耗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改革的方向和程度。思想与政治利益之争推动洋务运动走向中体西用；军事集团利益之争使清军貌强实弱。洋务运动虽然发生在100多年前，但依然值得我们去研究，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和推进现时代的改革。
【关键词】利益之争 洋务运动 影响
【中图分类号】K256.1 【文献标识码】A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朝面对外国肆意入侵和国内农民起义而形成的岌岌可危的统治状态，朝野中的有识之士提出了洋务改革的思路，并付诸实施。但甲午战争击碎了清朝希望通过洋务运动求强求富的梦想，洋务运动没达到原定目标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至少应认识到，改革利益得失所形成的利益集团间的内耗、相互冲撞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洋务改革的结果。
思想与政治利益之争推动洋务运动中体西用
洋务运动作为一种自上而下的改革运动，必然有许多思想政治观念从社会顶层和一些社会精英中开始形成，他们力求通过思想先行来推动社会改革共识的形成，因而思想政治领域上的争论也首先和主要在知识层、统治管理高层展开。
洋务运动在思想观念上的主要争论是中国要不要用洋务来强国。由于人们的习惯性思维、恋旧情感、新事物的优点还未显现等因素，朝廷内外有相当多的人具有强烈的顽固保守思想。反对洋务的顽固派以倭仁、徐桐、李鸿藻及后期的张家骧等，成员多数为熟读经书的文人学士出身的文员，他们抱团取暖，坚持守旧观念，以此来保持他们作为道德思想的解读权威在社会上的存在。洋务派主要以奕、曾国藩、李鸿章等手握管理实权的中央和地方官员中的开明人士为主。洋务运动的大部分时间处于太后垂帘听政、正统皇帝权威较弱之际。因此，围绕要不要实行洋务在朝廷内爆发了三次较大规模的争论。18世纪60年代关于同文馆招收科甲正途人员入天文算学馆的争论；70年代关于应否停造轮船的争论；80年代关于修筑铁路的争论。
顽固派反对洋务运动的基本理由是：洋务在做“卑，野”之事，有损国格尊严。顽固保守势力影响是相当强大的，即使是赞成洋务的官员也对学习西方心存芥蒂。因此争论的结果大多数人极易偏向“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种带有一定折中意义的指导思想。这一指导思想相当程度地减弱了对洋务运动的反对声，但同时也给洋务运动留下了远水解不了近渴的宿命。这些争论告诉我们：思想观念的分歧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其背后的利益分化及所代表的不同利益集团。
思想观念的争论明确了洋务运动走中体西用之路，而政治利益集团的权力之争则加速了地方洋务集团的生长。1861年，6岁的同治继承咸丰登基，不久后的辛酉政变推翻了八大臣辅政体制，建立起以慈安、慈禧两宫垂帘听政，咸丰之弟奕为首的军机大臣参与议政的联合执政体制。不久太后集团与奕集团围绕统治权展开争斗，争斗以太后集团的胜利而告终。在此过程中，太后与奕两大最高层利益集团出于维护皇朝和壮大自己势力的考量，都对地方洋务势力展开拉拢。因此，洋务派的自强主张一般都能得到清朝政府允许，各地督抚们的洋务热情也较为高涨，这为洋务运动的深入展开创造了良好的条件。1875年同治皇帝病死，光绪4岁登基，其父亲奕譞势力大增，但奕掌控了军机处和总理衙门等行政中心。因此这两大集团又展开新的行政控制权的争夺。
政治利益集团的争斗使不同的群体为获得自己的政治利益而去拉拢其他群体，且经常会在不影响自己利益的基础上给予被拉拢的群体比想要更多些利益，从而换取他们对自己的支持。如奕譞属于偏守旧的人物，但为与奕集团争人心，做了许多连奕都不敢做的事来迎合势力逐渐强大的地方洋务派。如在马尾海战后建立了以他为总理大臣的海军衙门，并下拨巨款建造巡洋舰，加速北洋舰队的成军。可见，清朝上层统治集团内的政治利益的争斗给了李鸿章、左宗棠等地方洋务实力派借势扩展自身实力的极好机会。当然，不可避免的是上层利益集团的争权夺利使洋务派无法长期、深入、全面地实施洋务事务。
思想观念上的激烈争论需要获得妥协，中体西用给这种妥协提供了理论依据。政治权力的争夺需要获得支持者，以汉官居多的地方首长就成了政治支持力量的主要来源，因此，他们就成了历史发展中的宠儿，随着洋务运动的发展，他们的力量也水涨船高，并进一步推动了洋务运动的深入展开。
经济集团利益之争成就洋务运动厚外薄内
洋务运动使一些西方国家获大利。两次鸦片战争结束时中国自己生产的鸦片的最低价格仅为国外的1/10，这极大冲击了西方鸦片输入方的利润。同时，当时的中国人“他们绝不找外国人通商，除非外国人硬把生意送上门。”①因此，当中国于19世纪60年代开始实施购买西方军备和机器为重点的洋务运动时，欧洲等国喜出望外。因为对于西方而言，这是一种既简单利润又高的生意。但太平天国事例也告诉他们，清政府的衰弱对他们获取既得利益有害。所以他们极力怂恿清政府“借法自强”。结果，洋务运动中进口额出现了突飞猛进的增长。以海关两为单位，1864年中国出超2446.4万，1871年入超839.8万，1894年入超3399.8万。其间在1872～1876的5年内中国尚有出超，自1877年后到甲午战争前便已全无出超了，并且入超的数额也越来越大。②
西方国家在获得丰厚利润的同时还十分注意保护他们的利益不受损害，以其获得更长久的利益。为此，一些西方国家或洋匠出于他们集团和个人利益，用军事技术保密的方式来防止中国超越他们。如法国在帮助福建船政局制造军舰时故意把机舱和火药舱连在一起。这样一旦与西方军舰交战，这些军舰被击沉的概率就大为增加，后来马尾海战中福建海军11艘军舰被迅速击毁与此有很大的关系。
洋务运动使地方割据势力初成气候。洋务运动的重要内容之一是“求强”。这就要强军事，壮军队。清朝当时有属于中央的八旗军和绿营军，属于地方的是勇营军。按清规，湘军、淮军等勇营军队需自筹军饷。因此，督抚们就以筹集军费为名，实行“就地筹款”的厘金制。这使督抚掌握了一定的财政权，从而削弱了中央政府的控制力。据统计，1874年厘金用作军费者占73.7%，1885年占77.6%，其中的90%以上被各省用于本省军费开支，用来养兵、建海军和军工企业。厘金制的实施使经济交易受更多层次的盘剥，导致商业发展缓慢，中央利益受到不利影响。如洋务运动30多年，清廷没建立一个直属军工厂，国家军力的恢复也十分缓慢。同治、光绪年间，清廷就想通过一些措施将厘金纳入清政府的财政管理体系中，但受到地方政府大员的顽强抵制，一直到清朝灭亡，这一努力也未成功。
督抚们巧借厘金建立起更为紧密的利益集团，形成变相的割据局面。地方官员关心的是使自己的区域力量胜过其他对手，保持与中央政府分庭抗礼的实力，并以此使自己成为政府重臣的砝码。所以，清朝一度建成4个水师，却分属4个地方大臣指挥，战争中互不配合，使“甲午战争俨然成为了一省保卫战”。③这是甲午战争中国战败的原因之一。地方独立倾向渐渐形成，甚至出现了单独与列强开展和平共处的“东南互保”。
洋务运动形成官僚资本集团的雏形。在洋务派的努力下中国的国力有所增强，但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地方权势集团自身的实力有了更大的提升。他们掌控了清朝最新式的军队，且程度不同地控制了清政府耗资兴办的新式企业。如李鸿章掌握着19家军事企业中的苏州洋炮局、江南制造总局、金陵制造局和天津机器局等5家企业，其资本总额大约为28086937两白银，占全部军事企业总额的55.82%④，而湖北的厂矿实权大多掌于张之洞之手。这样，洋务派成为控制新式经济的封建官僚，其实力远超一般的封建官僚。以李鸿章为首的北洋集团也由此崛起。
随着地方洋务派势力的不断扩大，他们与洋务运动中出现的民办企业利益集团的冲突也更为明显。洋务派本应代表中央政府行使招商、督察、扶持新式企业的职责，但受私利的驱动，政府官员的职务行为异变成用官方的权威追逐自己的商业利益。主要表现为：一是用官权替民权。李鸿章曾提出民企可由商人“自立条议”，盈余“全归商人”。但在行动上更倾向于对企业进行官方干预或钤制各项事务。二是用官权设特权。如在机器织布局的奏折中，李鸿章要求“无论官办商办，即以现办纱机四十万锭、布机五千张为额，十年之内不准续添，俾免壅滞”。其目的就是要保护他所控制下的相关企业。又如给与自己控制的企业享有“概免内地沿途厘税”的优惠等特权。这些为中国以后的经济发展中带有明显的官僚资本的特色。
由此可见洋务派中的地方实力人物是洋务改革的推进者，也是实施新政中获利最大者，其中一些人从改革者变成了新的既得利益者，成了后期改革中的新维持现状派。
军事集团利益之争使得清军貌强实弱
在镇压太平天国、捻军等农民起义中，作为代表满清贵族的国家军队八旗军和绿营军不堪一击，清政府不得已让地方汉官组建和发展以湘军和淮军为代表的勇营，并形成了战时督抚体制，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是其中的出色代表。他们领导的军队成为与农民起义军对垒的主要武装力量。
洋务运动中的“绿”“勇”之争使“绿”弱“勇”强。在镇压太平军及与英法等国的较量中，地方督抚们深知洋枪、洋炮对赢得战争的重要作用，同时，长期在清廷官场上的摸爬滚打使他们更懂得，作为一名外族汉官在满清皇朝中站住脚要靠实力，尤其是能拥有一支听命于自己的强大军队。因此，他们通过洋务运动把自己掌握的勇营军队的实力提升到绿营军和八旗军之上。
19世纪70~80年代勇营就已普遍使用洋枪、洋炮，而绿营军仍处在冷兵器阶段。1883年山西绿营抽调出来进行训练的军队还是“向用土枪，于外洋军火，素未讲习”。⑤在湖北，张之洞直到1893年才下令绿营兵“一律操演前膛洋枪，其实缺、候补各将弁，并于每营酌挑兵勇练习后膛洋枪，甫经陆续发给操练。”⑥满清贵族对于汉族地方大员军事势力的快速膨胀非常不满。太平天国战争还未完全结束，清廷就要求湘军、淮军裁撤。同时，为加强国家军队的实力，在天津设立皇族管辖的军工厂和洋枪队，并下诏要求各地恢复八旗、绿营体制。清廷企图按照湘淮军模式改造八旗为神机营，绿营为练军，但各地阳奉阴违，加上八旗、绿营昔日的精锐之气已荡然无存。但改造的结果是曾国藩、李鸿章等通过练军把绿营军勇营化，使练军实际成了直隶总督的编外军队。此外，从兵员数量的比较上也可看出督抚军队的迅速长大。1882年至1883年间绿营兵员约为20万人，勇营兵员则发展到约为40万人，1885年中法战争后勇营兵员更达到54万人左右。⑦
“绿”“勇”之争的背后实际上是国家统治者中满族势力与地方实力派中汉族势力的利益之争。满族势力的政治压抑必然使汉族地方势力积极寻求提升自我的突破口。八旗、绿营的衰败给了地方势力极好的发展机遇，这不仅符合自身利益，同时也与最高统治集团的利益有一定的相通之处，即从加强勇营军队实力来从总体上和迅速地提升清朝军队的战斗力，从而用最快的方式来捍卫大清王朝。但同时勇营战斗力的提高也为其中的部分汉族将士日后对清政府的离心离德，甚至推翻清政府都创造了一定的条件。
除了“绿”“勇”两种军队之争外，军事上还存在防守方向的选择，即海防与塞防之争。1874年11月5日，总理衙门上呈《海防亟宜切筹武备必求实际疏》，强调海防的必要和紧迫，提出“练兵”、“简器”、“造船”、“筹饷”、“用人”、“持久”等六项具体措施，请求饬令有关大臣讨论、实施。同月，江苏巡抚丁日昌也请人代递《海洋水师章程》，要求设立北、东、南三洋海军，清廷将这两上书交沿江海的督抚及“留心洋务，熟谙中外交涉事宜”的陕甘总督左宗棠一起参加筹议。结果产生了注重塞防、注重海防和主张海防塞防并重的三种观点。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左宗棠和李鸿章“塞防”、“海防”之争。争论各方都认为西部陆疆与东部海疆的外患已成“心腹之疾”，两者都很重要。但由于国防经费没法满足这两个方面的需求，因此孰先孰后就成了争论焦点。李鸿章主张先停撤西北塞防来建海防，但督办西征粮饷转运的左宗棠警告说，应防止“扶起东边倒却西边”。
清政府为了不得罪地方上那些手握重兵的大员，权衡各方面的利益，致使清廷对海防事宜迟迟未决，直到左宗棠提到了一个两全的“妥协”的主张，清廷才最终作了一个折中的决策。1875年5月30日，清廷发布海塞并重的上谕，一是肯定海防既为目前当务之急，又属久远之图，并委派李鸿章、沈葆桢分别督办北洋、南洋海防事宜；二是明令左宗棠“通盘筹画，以固塞防”。国家统治层本应海陆并重，统筹兼顾，但洋务实力派却从集团利益考虑，置国家利益于第二位。使海防与塞防之争变成意气之争。其中又夹杂着湘、淮两大集团的利益之争。正是由于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等关系的变化，地方督抚势力在十九世纪中后期的膨胀，才导致了国家在面临外敌的时候，不能组织起强有力的联合抵抗，大家为了一己集团的利益，企图苟安于一隅。这也使洋务运动经常处于有力使不上，使上了也无力的尴尬局面。这妥协的方式解决虽暂时掩盖了争议，但最终埋下的却是“海塞都不重”的隐患。
中体西用的洋务运动基本上属于增量改革，是实行锦上添花式的改革。但即使这种对社会震动相对不很大的改革，其内外仍存在着许多错综复杂的利益矛盾，围绕着这些矛盾展开的利益集团之争成为洋务运动未能获得理想的效果重要原因。为我们留下这样的启发：其一，改革过程中出现双方利益之争往往得大利者是第三方。其二，改革前期的推进者会在改革发展中成为既得利益者，他们有时会阻碍影响自己利益的后续改革。其三，在利益矛盾中有时折中的解决方案可以暂时缓和矛盾，但如果不进行适时的彻底解决，未来会留下更大的发展隐患。总之，经济改革“最理想的办法无疑是在每逢有大的新力量出现时，就随时调整原有的那一套社会机构”。⑧而要促使大而新的改革力量的涌现，就需不断调整既得利益集团，更不要使经济利益长久固化在某一方面，从而避免形成强有力地既得利益集团为了维护自身利益而阻碍改革深入。
（作者为上海应用技术学院副教授）
【注释】
①［英］莱特：《中国关税沿革史》，姚曾译，北京：三联书店，1958年，第75页。
②杨端六，候厚培：《六十五年来中国国际贸易统计》（第1表），北平国立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1931年。
③［美］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第147页。
④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47~348页。
⑤⑦中国史学会：《洋务运动》（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532页，第526页。
⑥张之洞：《张文襄公全集·奏议》（卷33），北平：文华斋，1928年，第27页。
⑧［英］汤因比：《历史研究》（中），曹未风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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