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章从京津冀共同的人文背景入手，对三地文化旅游资源特性进行了归纳。指出自然条件的限制和突出的文化背景使得京津冀旅游协同发展的重点落在大力拓展人文旅游资源之上。同时，对京津冀文化旅游当前存在的空间结构、整体规划、管理手段和旅游创意问题进行了归纳。并提出了提升区域交通、提高旅游整体规划水平、优化分配机制以及建立特色文化产品体系等应对策略。
【关键词】京津冀 文化旅游 文化生态
【中图分类号】F590 【文献标识码】A
京津冀文化发展的历史相似性与资源特性
京津冀地区自古以来一直是多文化交流的舞台，从先秦时期开始，京津冀地区一直处于农业文化和游牧文化的交错影响之中，频繁的民族文化交流使区域文化逐渐表现出强大的包容性，到明清时期，京畿文化已发展成京津冀区域的共同文化根基，展现出汇集历史经验的沉淀力、兼容并蓄的吸引力和胸怀博大的包容力，让京津冀在当前的区域协同发展之中，具备了共同的历史人文基础①。京津冀地区地处中国北方，自然条件较南方逊色，但悠久的历史为京津冀留下了大量文化遗产，在此区域内，截止至2015年12月共有7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8处世界文化遗产、5A级景区14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426处和国家一级博物馆17家。因此，京津冀旅游资源的融合发展，应以大力发展人文旅游资源为突破重点。京津冀人文旅游资源依然展现出不同特色，呈现出丰富多彩的面貌。
北京作为中国八大古都之一，有着浓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发展出中国独一无二的皇城文化；北京城经历3000多年历史发展，其人文、科技、生态文化与文化创新都得到突出展现，又体现出一种城市文化；作为超大型城市的北京市商品零售业的巨大市场，消费规模大，消费品档次高，其文化也表现出一种消费文化。②除此之外，北京文化资源特征还体现着传统和现代的商业文化。
天津文化是漕运文化和海洋文化融合的产物。沿运河而兴盛的漕运业和地处海岸线而发展起来的制、贩盐业使得天津成为明清时期中国北方最大的商业都会，又因为近代开埠接纳了近代工商文明的熏陶，培养出异于本土市民文化的精英文化群落，天津逐渐发展出较有代表性的皇家遗族文化、租界文化、商业文化以及以曲艺见长的市井文化以及民俗等代表文化特色。
河北经过数千年历史积淀，其文化资源多集中于反映历史革命老区、革命家相关的红色文化、悠久的长城文化、依托皇家园林建筑、布局的园林文化、以及丰富的乡村文化和风俗文化。
京津冀区域旅游合作的进展与差距
京津冀三地的旅游资源各具特色，让文化旅游的融合发展成为可能，也为三方合作奠定了基础。自1987年，以京津冀首次区域旅游研讨会为契机，三地旅游合作拉开序幕，其中2008年4月三地签署的《京、津、冀旅游合作协议》可看作是旅游协作向实质化迈进的重要里程碑，而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三地加快在旅游方面的合作。2014年12月京津冀旅游协同发展第三次工作会议召开，三地提出共同开发旅游宣传品、举办主题活动等措施。2015年11月《京津冀协同发展交通一体化规划》获批标志着京津冀交通一体化正式步入正轨，至2015年12月京津冀交通一卡通试运行，三地旅游合作加快步伐。
经过对近20年来京津冀旅游标志性事件的深入分析，应该看出，京津冀区域旅游合作依然不尽如人意，步伐过于缓慢。一方面，政府作为协同发展的主要推动力，其作用未能充分发挥，对真正促进发展的机制设计缺乏必要的手段，对于突破行政藩篱而进行真正的区域融合表现的缺乏魄力，呈现出一种“重会议、重研讨、重宣言、重形式的倾向”（刘德谦，2013）③。另一方面，是发展中旅游企业的缺位，作为旅游合作的重要参与者，旅游企业还无法在融合发展中承担主体力量，由于缺乏话语权，缺乏对利益分配的渴望也就显得缺乏必要的兴趣。
从横向对比来看，与同属于区域旅游合作发达地区的长三角、珠三角相比，京津冀区域旅游产业无论是从发展规模还是从对相关产业的拉动效果方面，都处于劣势。近年来，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着力对区域内的旅游资源进行整合，尤其是长三角地区，通过提高区域旅游资源互补和提升城市旅游信息共享水平让行政界限在区域内变得更加模糊，推动了整体旅游产业的快速发展。2014年，长三角地区旅游接待人次达13.37亿人，旅游业总收入17754.17亿元人民币，反观京津冀地区，对应数字为7.36亿人和9330.27亿元人民币，分别为长三角地区的55.05%和52.55%，可以看出，两个地区旅游发展水平还存在着较大差距。
京津冀文化旅游融合发展的问题
受制于交通条件，空间结构不尽合理。长三角地区在我国版图内属于城市化水平较高的区域，路网、水网发达，基础设施完善，目前已形成以高速公路、城际铁路、高速铁路为纽带的交通网络—“多核心高密度网络化”的空间结构。区域之中各级城市之间交通便利，不论是上海、南京这样的中心城市或是苏州、无锡之类的地方城市，城市之间的交通联系非常紧密，可以选择的交通工具种类之多、效率之高让其他地区难以企及，这样的多城市多核心的密集地域系统是区域旅游融合发展的空间基础。长三角区域各城市虽然存在一定竞争关系，但由于旅游资源的互补性，使得各地旅游市场能够依托便捷的交通条件发展出共同受益的互动关系，在旅游一体化的道路上遥遥领先④。
京津冀地区在空间结构上，属于从双核辐射模式向核心—边缘模式过渡的阶段，在此阶段中，区域合作模式较为初级，旅游资源分布不均、市场容量差距较大、区域中交通网络的密度较低，核心城市向地方城市辐射范围有限，城市之间交流不充分。而且，在京津双核之间没有形成准确的分工，还存在着资源争夺和重复开发的现象⑤。
对于京津冀地区来讲，经济规模无法达到长三角地区水平，但借助协同发展的东风，却能过实现对交通网络的优化，通过高铁、城铁、高速公路打造高效率的城市交通网络，从而实现对地方旅游资源整合。
三地整体旅游规划欠缺，未能形成统一形象。长期以来，京津冀整体旅游规划欠缺，三地各自为政的现象极为严重，虽然区域旅游资源产品丰富，但至今未能建立起组织内部整体性的、权威性的、能够充分体现三地协调关系的旅游规划。这就导致各地区之间无法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城市与城市之间重复性建设很多，定位雷同现象严重，争夺客源现象比比皆是。对于那些地理范围内跨越不同行政区的旅游资源，各地更是为争夺其所有权、开发权忙得不可开交，而忽视对资源独特性的发现与塑造。造成的恶果就是各地景点特色的趋同、消费者的无法适从，无法形成游、购、娱、行、宿的区域精品线路。另外，由于缺乏统一制度和统一政策，各城市景点缺乏统一收费标准、统一经营模式、统一服务质量，导致对游客利益无法充分保障，很难形成鲜明的统一旅游形象。
利益相关者各自为政，无法有效管理。目前，三地旅游协同受到限制的主要原因来自于两方面：第一，京津冀旅游横向联合机制还未充分发挥作用，各地区习惯于省、市、县自上而下的行政管理模式，地方旅游业处于各自为政、条块分割状态，导致优势无法互补、劣势无法克服、资源无法共享。对区域内的横向联合机制尚在探索之中，如北京市旅游委2015年1月组织的京津冀旅游协同发展调研工作会议，其目的就是在于对北京市在京津冀旅游协同发展中的定位问题、未来战略发展问题进行探讨。而这样的会议如能进一步上升到区域层面，由三地旅游管理部门的上级单位协调组织，形成固定的工作机制，其效果将更加卓然。第二，在于旅游产业生态链的发展并不平衡，京津冀区域内的餐饮、住宿、交通、娱乐等行业形成产业化、生态化的发展格局，将涉及更多利益相关者的参与，有赖于众多相应主管部门的协调，这个过程将是复杂而艰难的。
文化旅游资源开发缺乏新意，资源浪费严重。文化旅游资源开发的关键，是对资源本身文化价值与社会价值的体现，但当前京津冀文化资源过多展示的是其艺术价值，即对景区、场馆自身投入较多而对文化内涵的深度挖掘不足，主题不够鲜明，展示内容有限。各地投资开发旅游资源，大多仅仅停留在建设旅游场馆，举办各类文化节上，对于文化旅游所赖以生存的文化土壤关注不够。作为文化旅游，如果失去了文化生态这个背景，仅凭借复原的景观和文物无法满足文化旅游者对文化内涵所产生的探索意愿，如果不能带来进一步的互动体验，则文化旅游开发项目越多，资源浪费也就越严重。
京津冀文化旅游融合发展策略
解决区域内部交通问题，推动城市空间结构进化。以津保铁路为例，在修建之前，同属于河北的石家庄到唐山必须由北京或是天津中转，交通极为不便，出行效率低下。因此以便捷和迅速出行为目的，需要借助高铁建设提高交通路网的密集程度，设计新的京津冀内部交通体系。2015年，《京津冀协同发展交通一体化规划》获批，京津冀交通一体化重点工程陆续上马，轨道交通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为京津冀地区区域内部交通问题的解决带来了良好的外部契机，三地将有机会建立起一个主要由重点板块—核心城市—高铁网络构成的新的内部交通体系。
三地应结合京津冀综合交通运输大通道“四纵四横一环”布局，依托高铁网络和高速公路打造“双高”城市交通体系，建设板块分明、重点突出、网络密集的内部旅游交通网，其规划思路为：将全区划分为3个重点板块，在板块内部实现小范围区域联动，通过板块之间交流最终带动全区域均衡发展。着重打造3个旅游核心城市：以北京为核心，张家口、承德、廊坊、保定为成员组成环首都板块；以天津为核心，秦皇岛、唐山、沧州为成员组成环渤海板块；以石家庄为核心，衡水、邢台、邯郸为成员组成冀南板块。依靠核心城市间建立的高铁直通网络，令各大核心城市之间实现1小时通达。依靠核心城市与二级城市间建立的城际铁路直通网络，令板块内部城市之间实现1小时通达。改善相邻三级城市与二级城市之间交通条件，建设以铁路为主高速公路为辅的交通体系，同时逐步缩小三级城市与二级城市差距，直至全部达到二级城市标准，实现铁路网络城际化。
提高京津冀旅游整体规划水平，促进各类旅游要素融合。在促进区域旅游要素整合方面，需要做到三点：第一，政策的整合。三地目前都在出台旨在提高区域旅游合作水平的政策，这一方面是利好信息，另一方面，如果政策无法做到惠及三方的话，也会形成新的阻碍。由于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进展很快，导致环境因素变化多样，有些政策一经推出就已经滞后，因此三地应提升联动效率，通过合作协议的方式，力争让旅游政策落实到位，提高合作力度。
第二，形象的整合。这一方面，三地应借鉴长三角区域旅游发展的经验，以京津冀区域整体形象对游客开展营销活动，根据地区相似的人文背景对地区加以宣传，通过系列化相互关联的旅游产品体系将京津冀牢牢结合在一起。在形象推广上要突破以往单一景区，单一城市宣传的方法，通过多地景区联姻，共同推广精品线路的方式，塑造京津冀旅游品牌。
第三，文化的整合。京津冀文化旅游资源在共同的人文环境中，发展出了各具特色的文化脉络，其文化形式既有代表京韵的皇城文化，又有代表津味的市井文化，更有代表燕赵故地的丰富的民俗文化。在文化整合开发过程中，应结合区域三大板块的特点，突出京津冀文化形态的丰富性、互补性，打造“区域内有区域，区域联合区域”的内外联动发展模式。其中，环首都板块可主推以皇家园林、文化遗产为主题的旅游项目；环渤海板块可主推以海滨度假、节庆会展为主题的旅游项目；冀南板块可主推红色旅游、民俗旅游为主题的旅游项目⑥，最终形成三区联动的区域整体文化旅游协同发展格局。
优化分配机制，发挥利益相关者作用。在政府层面，三地旅游主管部门应形成战略合作思维，树立区域合作观念，有目的的推广京津冀统一旅游品牌。挖掘共同利益，打破行政条块分割，实行横向区域联合，纵向产业联合。为文化旅游融合搭建交流平台，创造合作机会，建立起强势旅游城市适当补偿弱势旅游城市的利益兼顾思想下的区域合作机制，推动区域旅游均衡发展。同时，在京津冀成立长效化、常态化的旅游发展决策机制，由决策层定期检讨合作问题，制定年度旅游发展策略，协调区域协同发展与地方旅游发展之间的关系⑦。
在旅游企业层面上，应协调旅游产业链上各龙头企业的带头作用，为其创造优质服务环境，创造良好利益分配机制，形成价值链联合、区域联合的合作局面。特别是通过联合旅游中介服务机构、旅游景区、旅游服务提供企业，塑造一批跨行政区、跨行业的旅游企业集团，培养其服务—价值思维，通过共同创造服务环境实现顾客价值和顾客体验的交换，通过旗舰旅游组织自下而上推进三地旅游产业融合。
维护文化生态环境，开发特色文化产品体系。对于文化资源开发问题，京津冀应树立起生态意识。失去文化生态环境的文化旅游不可避免陷入泛化泥潭，只有当游客能在旅游中感受到所接触旅游资源的真实文化根源，才会有进一步接触的愿望。对于区域文化产品体系的开发，京津冀应做到多元互补、特色各异、有的放矢、重视体验、产品复合的开发思维。在区域三大旅游板块内，主推文化遗产旅游品牌、红色经典旅游品牌、民俗风貌旅游品牌和休憩度假旅游品牌。通过赋予不同区域产品各有特色的文化内涵来吸引不同类型的旅游者驻足，做到任何一类游客都能从京津冀精品旅游线路中找到自己关注的兴趣点。
（作者分别为河北工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南开大学滨海学院讲师，南开大学金融学院党委书记、副教授；本文系2014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基于竞争优势转型的我国产业创新生态系统理论、机制与对策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4AJY006）
【注释】
①刘仲华：“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的历史文化根基”，《前线》，2014年第7期。
②李建平：“北京文化的特点—兼论北京文化与北京学”，《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1期。
③刘德谦：“关于京津冀旅游协同发展的回望”，《旅游学刊》，2014年第29期。
④吴国清：“区域旅游城市化与城市旅游区域化研究—兼论长三角区域一体化的旅游互动”，《地域研究与开发》，2008年第27期。
⑤赵建强：“京津冀区域旅游空间结构优化研究”，《社会科学家》，2009年第12期。
⑥范晓梅，李艳，杨会娟：“区域旅游合作中的京津冀都市圈结构模式探讨”，《特区经济》，2010年第4期。
⑦张补宏，徐施：“长三角区域旅游合作问题及对策探讨”，《地理与地理信息科学》，2009年第25期。
责编 /张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