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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不信任与对抗情绪的诡局

——从国民感情和软硬实力转化看中日关系

核心提示: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日关系从感情和软硬实力互动出发,可分为三个阶段,每个阶段体现了不同特点。近年来中日关系的恶化和国民感情的遇冷,根本因素是两国硬实力在相对短时期内的转化。而从今后的趋势看,随着两国硬实力差距的进一步扩大,双方国民感情的低走将呈现长期化的特点。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两国政府可以对此置之不理。恰恰相反,如果中日双方能够拿出勇气和智慧,走出“高层政治”对抗的死胡同,会加快厘清双方在转变中的国际关系的新定位。

【作者简介】

孙晶,美国丹佛大学政治学系终身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政治、日本政治、东亚国际关系。主要著作有《Japan and China as Charm Rivals: Soft Power in Regional Diplomacy》等。

当下中日关系陷入困局。在不信任和对抗情绪的弥漫下,人们很难把这两个国家间的关系与软实力挂上钩。但事实上,积极的国民感情,或被某些西方学者谓之为“魅力攻势”(charm offensive)①的软实力,确确实实曾在中日关系的发展中发挥过不小的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讲,两国都曾是双方推动软实力外交的一块试验田,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本文试就中日两国从官方到民间彼此态度的骤变进行探讨,要探讨的核心问题是:为什么在两国经贸、人员往来大发展的今天,两国间的感情却倒向负面?中日间软硬实力的互动关系是什么?“魅力”在中日关系中还有一席之地吗?

本文论述的观点是:从国民感情和软硬实力的转换角度看,我们可以将中日关系分为三个阶段,每个阶段体现了不同的特点。第一阶段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文革结束。在这一阶段,新中国领导人以日本为重点,发起了被周恩来称之为“和平攻势”的软实力外交。当然,这场和平攻势因中国国内政策路线的变化而有所起伏。但是,它所传递的核心价值,即“独立自主”,在日本受众间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毕竟当时的日本,随着国力的迅速提升,从左到右不同意识形态的人们都渴望自己的国家获得真正意义上的独立,即摆脱美国的控制。而拥有符合日本自身利益的对华外交,是这一独立诉求的象征性指标。中日虽然表面上对抗,一股互相接近的暖流却在形成。1972年9月,刚刚就任日本首相的田中角荣访华,中日关系实现正常化。这一历史性的时刻,是在两国诉求一致、愿望相向的大背景下,水到渠成、瓜熟蒂落的自然结果。

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并贯穿整个八十年代,中日关系进入第二个阶段。两国关系初步呈现全方位、多课题、立体化的倾向。软实力在两国交往中有所进退。一方面,“掘井人”一代不少仍在担纲,领导人之间的人脉继续拓展。经济建设方面,国门顿开的中国渴望从先进国家引进知识经验,日本成为主要学习借鉴目标之一。日本文化也在中国民间掀起不小波澜。同时,我们也要意识到,八十年代起,中日间问题也开始抬头,尤其是1982年的日本教科书事件和1985年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参拜靖国神社,引起中国领导层的警觉和民间不满情绪的爆发。今日阴霾不去的历史问题,其实从八十年代开始,已经悄然出现在中日关系的天空了。

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起,中日关系进入第三个阶段。两国间的国力对比发生转变,从明显的日本强、中国弱到两国平起平坐,再到中国经济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从今后趋势看,中国崛起的脚步会继续,日本则很可能持续低迷。这一系列变化,发生于短短二十年间,对双方国民的心理都造成了不小影响。从日本方面看,民众对中国或明或暗的优越感受到严重冲击。在领导层,曾经帮助中日关系驶过暗礁的“掘井人”一代渐渐步入历史,造成“人脉”这一曾在中日关系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因素被大大削弱。从中国方面看,国力增长、自信提升,中国开始对日本在历史问题上的反复和倒退越来越明确地表示不满。领导层的交恶和国民感情的遇冷,互相推波助澜,造成了中日间“负能量”的螺旋式上升。软实力在中日外交中几乎荡然无存。很遗憾的是,经济、文化和人员交流迄今为止未能对中日外交的恶化产生有力的阻遏作用。说到软实力,媒体会经常谈起美食、影视、时尚等因素。但事实上,正如软实力创始人、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所言,软实力首先依仗于政府形象和外交的法理性。如果这两个领域出了问题,单凭文化,是不可能扭转外交关系的格局的。日本对华外交今日举步维艰,也是由于这两个领域状况不断。本质上的政治困局,不是精致的日本料理或美丽的樱花能够缓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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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卓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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