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间逆境下的“和平攻势”
二十世纪中期，世界刚刚经过二战战火的洗礼，以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对抗为核心的冷战旋即展开。战后中日关系就是在这样一个充满危机的大环境下开始的。新中国成立后，做出了倒向苏联的政策抉择。而此时的日本，还处于美军为主的盟军占领下。中日分属两个敌对的阵营，这使得双方在外交上的自主抉择受到了很大的局限。两国政策的出发点，往往不是维护本国的利益，而是维护所谓阵营的利益。尽管如此，新中国领导人对日本这一四年前的侵略者和今日美国阵营的拥趸，采取了颇为灵活的外交策略。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经典现实主义（Classical Realism）强调在种种不利因素下领导人智慧方略的重要性。②此时期中国的对日关系，应该说体现了这一论点的生命力。
新中国领导层为什么要对日本采取更为灵活主动的外交策略？这里有很现实的考量：百废待兴的中国，需要一个相对稳定的区域环境。1949年1月21日，离新中国成立尚有九个月，新华社即发表了代表高层观点的对日关系宣言。一篇题为《日本的选举和中国》的评论员文章指出：“远东这两大民族可以而且应该建立亲密的友谊。”③《人民日报》也于五十年代初发表社论，阐明中日关系正常化的重要性。④
提起领导人对中日关系的推动，尤其需要提及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个人作用。尽管当时中日并没有建立外交关系，但日本客人是这两位领导人的常客。1955年10月15日，在接见林山荣吉为团长的日本国会议员代表团的时候，毛泽东以其特有的挥洒自如的方式告诉日本客人：“我们对你们没有提出什么苛刻的条件，没有什么可紧张的。不要那么紧张，紧张了不好过日子，还是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好。再说，我们之间的社会制度虽然并不一致，但这个不一致并不妨害我们相互的尊重和友谊。过去的老账并不妨害我们，今天的制度的不同也不妨害我们。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了，主要是将来的问题。”⑤这里需要指出，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领导人表现出的对日宽容，是建立在日方访客对战争的真诚忏悔上，而不是无条件的。如一些历史学者指出，当时的中日会谈，往往是日本客人主动提及悔罪问题，中方则表示错在日本军国主义者，不在日本人民。正确认识下可以不计前嫌。这一立场，应该说和今日是一致的。
如果说毛泽东是在纲领上粗线条地勾勒出对日外交的轮廓，那么周恩来则是在实践层次对中日关系的发展倾尽全力。根据《周恩来外交年谱》统计，周恩来在其二十七年总理生涯中接见最多的就是日本客人，达到287次，会见的日本代表团总数更达到610个。周恩来接见的客人，不仅包括意识形态亲共的代表，也包括日本的中间派甚至保守派。真可谓广交朋友。
在周恩来接见的日本客人中，有一位部长后来成为了左右日本政坛的风云人物——这就是中曾根康弘。1973年，作为正当年的通产省大臣，中曾根访华。周恩来敏锐地察觉到这颗政治之星的前途，在一天内同这位以保守立场出名的政治家会谈了三次，最后一次一直谈到了夜里1点半。出门时，周恩来亲自给中曾根披上大衣。多年后，中曾根在自己的自传《天地有情》中怀念这一幕。他写道：“多么伟大的政治家！身为一国总理，会把一位部长大臣送到门口再披上大衣。（会见周恩来）是一段帮助我成长的学习历程。”⑥
阐述了中方对日的灵活政策和积极姿态，那么日方又是如何应对这样的“和平攻势”呢？日本的态度有一个转变的过程，总结起来就是从“官民有别、官冷民热”到“官民合流”。而这一变化，既体现了中方“民间先行、以民促官”的思路，也说明了以攻心为标的的软实力外交，必须要有长远目光，不以一时一事计得失。这一认识时至今日，仍有指导意义。
日本战后第一位设计师级别的政治家，非吉田茂莫属。而吉田茂也把对中国似远还近、表面冷内心热的矛盾心态，体现得淋漓尽致。这位亲美的保守派首相，一方面把跟从美国的表面文章做得滴水不漏。他明确表示，日本政府没有和“共产中国”发展关系的计划。在他的引领下，一系列后继者，包括鸠山一郎、岸信介、池田勇人等，都表示不会和中国关系正常化。可另一方面，吉田茂在自传中承认，他的对华政策受到了美国，尤其是国务卿杜勒斯的强大压力。吉田茂还表示，美国人在了解中国方面，无法和日本人相提并论。言下之意，美国没有资格在对华政策上给日本人上课。多年后，已经成为日本自民党干事长的加藤纮一，回忆自己刚刚成为外务省的一员，在外务省研修班结业之时，吉田茂到场，并对全体学员表示，“中国是我最希望诸君学习了解的国家”。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