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日本官方犹抱琵琶的态度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日本民间对日中关系正常化的渴望。想了解日本民众的热度，只需浏览当时的日本主要报刊即可。不仅是左派的《朝日新闻》与《每日新闻》，连中间派的《日经新闻》和中间偏右的《读卖新闻》，甚至于极右的《产经新闻》，都对中国的独立自主精神赞赏有加。《读卖新闻》还在1973年的《新年社论》这一最重要的体现编辑部观点的评论中，指出中国在道德建设方面走在了日本前面。日本应该向道德先锋中国学习。
站在今天的角度，不得不说，当年日本媒体对中国的所谓积极报道，多少有些狂热的成分。报道与事实的偏差也恰恰体现了政治阻隔下双方的不了解。另外，日本媒体和民间对中国的吹捧，更像是为了给国力迅速上升的自己打气鼓劲：日本不仅要成为经济大国，还要有成为政治大国、道德大国的勇气和决心。辩证地看，这些热情洋溢却与事实颇有出入的报道，反而成了推动正常化的力量。民间积极的对华态势，给日本政府造成了越来越大的压力。而美国总统尼克松突然宣布访华，成为了压倒顽固势力的最后一根稻草。二十多年后，日本首相佐藤荣作的外交秘书楠田实依然难忘日本外交“被美国背叛”的一刻。1996年3月，在乔治华盛顿大学组织的一次报告会上，楠田回忆了告知佐藤首相基辛格秘密访华的那一刻。佐藤回答道，“是这样啊”，便陷入了久久的沉默。用楠田的话说，那一天，日本外交的噩梦成真了。⑧脱离个人回忆的小局观，尼克松的决定一夜间促成了日本的官民合流。压力变为动力后，仅仅数月后，新就任的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两国关系正常化一蹴而就。
对中日关系这一阶段做一小结：从表面看，1972年日本迈出与中国关系正常化的脚步，固然和美国态度的转变有直接关系。但尼克松的访华决定，只是强力催化剂而已。真正的推动力量，还是中国领导层以“独立自主”为共同价值追求，数十年针对日本民众的攻心战略，为终究会到来的正常化做足了文章。所以，当田中角荣的飞机在北京降落的一刻，带给两国人民的并非惊喜，而是水到渠成、瓜熟蒂落的成就感。
八十年代：带杂音的“蜜月期”
谈起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中日关系，学界、媒体界有时会称之为“蜜月时期”。这个词汇，生动体现了迎来改革开放的中国和自信心达到顶点的日本，在此时期共同将友好关系推向了新的高度。不过，“蜜月”这一词，也有误导误读的成分。首先，所谓的“蜜月”时期，中日关系不仅是握手、祝酒和拥抱，一系列争端也开始出现，如1982年的教科书事件和1985年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参拜靖国神社。八十年代中，中国还爆发了大学生为主导的反日运动。正如美国政治学者AllenS. Whiting所说，此时中国公众对日的感情天平，已经开始偏向不满的一端。⑨一项1988年的舆论调查显示，18%的中国民众把日本视为威胁。这一数据看似不高。但当时中苏关系尚未正常化，中越边境冲突也未完全结束，中国公众理所当然地把最大的两个威胁留给了越南和苏联。在和中国保持友好关系的国家中，中国公众把日本看作最大的威胁。“蜜月”一词的误导，可见一斑。倒是日本民众，只有5%将中国视为威胁。中国对日本的威胁度，排在了苏联、朝鲜、美国和韩国之后。而后两个国家，还是日本名义上的盟友。⑩而今天，不把中国视为威胁的日本人，百分比已经降到了个位数。两组数据背后，是道不尽的国力兴衰、政策更迭和心理骤变，真是恍若隔世。
从软实力角度讲，八十年代也标志着中国对日的“魅力攻势”有所减弱。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领导人开始在历史问题上敲打日本。中国高层对日态度渐渐强硬，中国公众对日疑虑未消，在此背景下八十年代真正的谜不再是什么媒体炒作的“蜜月”，而是为什么日本从官到民依旧保持、甚至提升了对中国的积极印象？
答案恐怕还需要从日本自身寻找。站在今天的角度审视八十年代的日本，会发现这是日本经济泡沫被吹得最大最绚丽的时刻。很可惜，当时“身在此山中”的日本，根本没有预料到即将到来的泡沫的破灭和此后绵绵不绝的萎靡。我们或许不该仅仅责备日本领导人没有预见性。连在当时的美国，也畅销着一部哈佛大学著名东亚学者傅高义撰写的《世界第一的日本：带给美国的教训》。⑪不少美国政商学精英，预计日本将超越美国。即将到来的二十一世纪，不仅是太平洋世纪，更是日本的世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