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美国的一刻没有到来。如果说美国人为此松了一口气的话，那么日本的跌落，带给本国人的是无尽的失落和迷惘。但把情境放回到八十年代，这是日本上下“信心满满”的十年。这种自信和优越感，悖论式地支撑了日本人对投入改革开放事业、“虚心而落后”的中国的好感。
还是以首相中曾根康弘为例：他当时曾确信地表示，中国无论政经都走在向日本靠拢的道路上。⑫在这份自信和乐观驱使下，他还对访日的中国领导人胡耀邦做出了在日本国会发表演讲、组织家宴等举措，推进领导人间个人的友谊。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当时的日本领导人，对历史问题尚有基本的敏感，对因历史问题发生的中日争端有及时的纠错举动。1985年，中曾根参拜靖国神社。当中方通过诸渠道传达严重不满后，中曾根表示将不再在任期内参拜。次年访华时，他来到反日运动最为激烈的北大，发出了“日中不再战”的誓言。这种对华的好感和对历史基本正确的态度，不局限于政界。曾担任过中曾根个人信使的日本工商团体“经团联”负责人、日中经济协会会长稻山嘉宽也多次表示，面对积极改革开放的中国，日本需要提供包括政府官方援助（ODA）在内的各种形式的资助，并以此开启两国和解的新篇章。⑬
日本民间同样充满了以自信和优越感支撑的对华友好。各大报章时常发表文章、社论，或是表达对中国改革开放的支持，或是提醒日本政府要保持在历史问题上的正确态度。令人感慨的是，九十年代后的日本，经常抱怨历史成了中日关系的一张牌。事实上，八十年代，日本媒体经常谈论那段不幸的历史，并以此敦促自己的政府谨言慎行。看来，并不是历史到了九十年代忽然成了牌，而是国力停滞自信骤降的日本，对自己曾经常打的牌忽然打不起了。
讲罢八十年代日本的自信爆棚，再来谈谈同时期中国对日关系的动向。1982年，日本媒体报道，文部省批准的新教科书里，包含对日本二战诸多罪行轻描淡写的处理。中国政府严正抗议，并在国内开展了不忘历史、警惕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全民教育运动。三年后，针对中曾根参拜靖国神社，各地高校学生组织了抗议活动，谴责日本错误的历史动向和新一轮的“经济侵略”。日后对两国关系造成严重干扰的历史争端，此时期初现端倪。
在中国领导层面，日本既是学习的目标，也是斗争的对象。这种既积极学习也不吝批评的态度，在邓小平身上得到了最生动的体现。一方面，邓小平对日本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表现出了极大的谦逊和好奇。在参观日产汽车公司时，邓小平题词道：“向伟大、勤劳、勇敢、智慧的日本人民学习、致敬！”⑭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他还曾幽默地打比方说：“中国必须承认自己落后，不是美人就不要硬说自己是美人。在科学技术和经营方面，我们需要很好地向发达国家，特别是日本学习。”参观松下公司时，邓小平再次把日本的丰富管理经验比为“长生不老药”⑮。
邓小平敢于承认中国的落后和向日本学习的必要性。同时，他也毫不犹豫地对日本进行批评谴责。一系列历史争端爆发后，邓小平向来访的日本公明党代表团不客气地表示：“日本是世界上欠中国的账最多的国家。”⑯他还将日本在历史问题上的错误，向来访的其他国家领导人宣讲，例如1987年4月6日，在会见瑞典首相卡尔松时，邓小平就指出：“干对不起中国人民的事情，第一个要数日本。”⑰这种观点，邓小平还在同英国前首相希思、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朝鲜领导人金日成、美籍华人学者访问团等多个会见中进行过类似表述。
面对中方不断提升的警惕，真正耐人寻味的是日方的态度。在日本公众心中，中国改革开放的路线，再加上两国间巨大的差距，湮没了由于中国对日抗议而可能引发的负面情绪。在此情绪引导下，日本人眼中的中国，更像是一个潜心向日本老师学习的学生。日本外务省外交官田中均多年后也坦陈，尽管中国幅员辽阔，但当时不少日本人觉得中国是个“小国”，对日本没什么威胁。⑱
在安全、自信和优越感下，反而会谦逊、宽容、灵活、大度——这一心理作用不仅适用于个人，也适用于国家。1982年的教科书风波，以铃木善幸内阁同意修改教科书收场；1985年靖国神社风波后，日本主要媒体纷纷发表社论，批评中曾根的参拜决定；在邓小平发表一系列批评日本的言论后，一位日本高层外交官曾反驳，称邓小平为“云朵上的人”。这一比喻在日语里有批评人头脑不清的意味。中方抗议后，这位高官被迫提前退休。⑲
这一阶段，中日间的友好是真实的。但是，日方热情显然更高，并造成了在国民感情这一软实力的重要指标上，中国在日本得分颇高。八十年代日本人对中国的好感度，长期保持在70%～80%之间，基本和其对美国这一日本第一盟友的好感度持平。如前文所述，这种好感，并不在于中方刻意做了什么，而是充满优越感的日本人对国家的能力和未来充满信心。对中国的好感，还不如说是对自身软实力的自豪。中国这个勤学肯干的邻国和“小国”，成了放大这种自豪感的一面“哈哈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