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代至今：上升中国、停滞日本与软实力赤字的长期化
以优越感支撑的好感，也会因优越感的丧失而垮掉。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开始，日本经济停滞不前并陷入泥沼。不要说超越美国，就连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也于2010年正式不保。取代日本的，正是被视为学生和“小国”的中国。如此巨大的转变下，心理不失衡恐怕只能是自欺欺人。从九十年代开始，日本国民对中国的感情迅速恶化。如果说其他西方国家同时期对中国印象的恶化源于八十年代末的政治风波；其国民对中国的不认同也多源于政治体制的话，日本国民对华感情的恶化则有其独特原因。在调查中，日本国民更多提到的，不是中国的政治体制，而是国防、安全和一个颇具日本特色的词汇——“反日”。⑳
什么是“反日”？从日本角度讲，大概是指在中国政府教导下，民众对日本历史问题的批评和因此产生的对当代日本的反感。但正如前文所述，在八十年代所谓“蜜月期”，中国已经爆发多次反日游行。中国政府亦开展过声势浩大的关于历史问题的国民教育，中国最高领导人多次、多场合谴责日本在历史问题上的倒退态度。当时，这些动向并未引起日本民众对华负面感情的上升。日本主流媒体甚至扮演了中国政府发言人的角色，敦促自己的政府保持清醒的历史认识。日本政府也会采取一定补救措施。所以，九十年代后“反日”陡然成为话题焦点，这“陡然”的原因更多恐怕在日本国内。
不可否认，中国的国民心态同样发生了变化。进入九十年代后，中国政府着力加强了爱国主义教育。这种教育不再以突发事件为契机，而是体制化、长期化，贯穿从儿童到成年整个教育过程。诸多举措，如发布“百部爱国主义电影”，从国家到地方建立“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等，将近代中国的屈辱史和抗争史牢牢打入了国民集体记忆中。【21】与此同时，迅速增强的国力也提升了国民的自信。自信和屈辱感混合，再加上九十年代中后期和西方尤其是美国发生的一系列冲突，造成了一种“一洗前耻”的躁动和急迫。而一个停滞失落并在历史问题上翻云覆雨的日本，只可能把这种急迫更加放大化。从这个角度讲，中日彼此国民感情的恶化，不是突发或偶发，而是结构性变化下的必然结果。套用邓小平的话，就是在中日力量转化和历史纠葛下，国民感情的恶化“一定要来”，不值得大惊小怪。
中日关系另一个结构性变化，就是以“人脉”著称的领导人间的个人私谊荡然无存。相反，领导人间的冲突，尤其是对于历史问题截然不同的态度变得公开化。1998年，中国国家领导人江泽民访日。由于日方拒绝将对历史的“道歉”写入公报，这一趟国事访问成了中国国家领导人在历史问题上“敲打”日本之行。中国最高领导人在历史问题上批评日本不是新闻。成为新闻的，恐怕是日本态度的变化。八十年代曾自愿替中国立场鼓与呼的日本媒体，此次开始表现得不耐烦。在他们笔下，中国在历史问题上的批评俨然成了史无前例的举动。连中国领导人着中山装参加宫廷晚宴，也被解读为在历史问题上表示不快。【22】事实上，中国领导人此前参加美国总统克林顿举办的国宴时，同样着中山装。中国外交部也表示，领导人国宴着装早有安排。日本媒体的解读已到捕风捉影的地步。这恰恰反映了日方从官到民对华和对历史问题心理的巨大变化。
此时期另一个显著变化，就是中韩高层在历史问题上加深合作。他们的标的，自然是历史上对两国造成重大伤害的日本。从九十年代中期开始，对日本在历史认识上进行谴责，渐成中韩首脑会谈的例行话题。而日本方面，对中韩所遣责的事实采取了反击而不是反思的态度。浏览一下日本主流媒体报道，更多是从中韩结成“反日同盟”角度着笔。在越来越多的日本精英眼里，历史事实已不重要。重要的是“反日”这一态度。态度决定一切，因为它冲击了已经越来越脆弱的日本对自身未来的信心。输不起的日本也越来越认不起错。
进入新世纪后，中日关系继续恶化，国民感情越行越低。以我行我素著称的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任期内年年参拜靖国神社，把日中、日韩关系逼入死角。更令人担忧的是，小泉挑战与周边国家关系底线的举动，赢得了相当多日本民众的支持。对历史问题的“不耐烦”和认不起错的心态，显然也在日本国民中蔓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