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软实力上看，我国已经参与或共建了包括上海合作组织（SCO）、中国—东盟“10+1”、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亚信会议（CICA）、中阿合作论坛、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GMS）等多边合作机制，这些多边机制将有助于加强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沟通与合作。此外，我国已经与东盟、新西兰、瑞士、澳大利亚、韩国等国家签署了14个自由贸易协定，在这一过程中已经较为充分地积累了可参考、可复制的区域经济合作经验，这为今后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继续推进双边经贸关系乃至区域合作奠定了较为坚实的基础。
从中国政府强有力的政策引导和推进成效来看，“一带一路”战略早已脱离了规划和设计阶段。2014年11月，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八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要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对“一带一路”建设规划了顶层设计。随后在推进“一带一路”工作会议上，张高丽同志明确要求要确保“一带一路”建设在2015年实现良好开局，要瞄准重点方向，聚焦重点国家，加强重点领域，抓好重点项目，加强指导和协调，突出重点地区，在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中形成全国一盘棋。②国内一些省市已经开始率先启动地方版的“一带一路”战略，全国有31个省市将“一带一路”写入2015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央与地方政府两个层面都在积极推进《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相关配套政策和实施方案的制定与落实。据商务部对外投资和经济合作司负责人介绍，2015年前三季度，我国企业共对“一带一路”沿线的48个国家进行了直接投资，投资额达到120.3亿美元，同比增长66.2%，占我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的15.3%，主要流向新加坡、哈萨克斯坦、老挝、印尼、俄罗斯等国家。同期，我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的57个国家承揽对外承包工程项目3059个，新签合同额达到591.1亿美元，占同期我国对外承包工程新签合同额的54.3%，同比增长24.9%，主要涉及电力工程、房屋建筑、通讯工程、石油化工、交通运输建设等领域。③
总之，“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被认为是不失时机、恰逢其时。在增速换档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这“三期”叠加的大背景下，“一带一路”战略将拓展对外开放的深度和广度，它与“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长江经济带”战略的协同推进将影响中国未来几十年的发展。
“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的风险与挑战
从安全环境层面分析，中国的外部安全环境正处于全球权力结构调整过程中的阵痛期、亚太地区多边机制变动过程中的紊乱期、周边邻国对中国崛起认识的集中反应期这三期叠加阶段。经济全球化下相互依赖的积极作用并没有有效地折射到双边、地区、全球安全层面，在推进“一带一路”战略时，中国的外部安全环境影响因素在增多，维护安全的成本也在随之上升。毋庸讳言，“一带一路”战略所涉及的部分国家局势紧张，例如阿富汗、巴基斯坦、缅甸、伊拉克、叙利亚等。北非、中亚一些国家也被视为安全环境复杂多变的国家和地区，其中部分国家政局虽然趋稳，但局部地区武装冲突时有发生。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面临新旧政权交接问题，政权更迭引发社会动乱的可能性依然存在。还有一些国家在防范和打击恐怖主义、极端民族主义、分裂主义上效果依然欠佳，境外恐怖分子威胁破坏油气管线和交通干线等恐怖活动不容小觑。因此，不和平、不安全、不稳定因素已经成为中国“一带一路”战略在沿线国家实施过程中优先考虑的议题。
此外，还有一些国家由于地方政府的管控能力、治安能力、应急管理处置能力严重不足。在近一两年内，涉及中国公民的安全事件时有发生，针对中国公民的袭击、抢劫、绑架和排外事件已经严重威胁到中资企业及驻地机构有关中国公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和合法权益。中国在当地的企业投资、项目工程等经贸合作以及境外人员生命财产安全受到了巨大的损失，其影响是长期的、复杂的，这些问题都将是双方、多方共同应对和合力处理的难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