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涵盖人口数十亿，文化差异性不可低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主要信奉伊斯兰教、基督教、东正教等，华夏儒道罕有存迹。我们在实地考察中听当地人介绍，中国一种食品以“八戒”为标识，结果遭到了多国抵制。中国企业走出去不可不问文化差异和宗教禁忌。意识形态、民族、文化、种族的差异是必须直面的现实。
应对思路及策略选择
重视和加强政府间的高效沟通和制度完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政治上的不稳定、贸易政策上的壁垒、意识形态上的偏见等这些因素靠中国企业自身力量难以改变。政府是保证“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的坚强后盾。中国“一带一路”战略能否获得沿线国家的支持认可并合力推进，主要取决于对方对我国的战略动机、落实能力、结果预期以及与本国、本地区现有发展战略契合度和兼容性高低的认识和判断。通过政府间的高效沟通，可以相互深入了解双方所需所长，发挥优势互补，避免重复建设，合理对接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已有的发展战略和计划项目。例如在沿线国家建立工业示范园区问题上，如果得不到沿线国家在各项政策上的倾斜和优惠，在基础设施上的相应投入或开放承诺，在舆论宣传上的积极认可，那么即便达成了共建工业园区的意向，也会出现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对方不配合、不积极的情况。只是我方“一头热”“一股劲”，推行起来也势必事倍功半。而通过政府间的高效沟通，可以实现合作共赢。正如习近平所说：“一带一路”建设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包容的；不是中国一家的独奏，而是沿线国家的合唱。”⑤
制度建设非一蹴而就，但制度完善水平的高低，决定着“一带一路”进程的生命力。目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跨境贸易征收的高额关税，各国边界管理机关低效率、不作为甚至是贪污腐败行为，都严重阻碍丝绸之路的复兴。部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工作签证和旅游签证过于苛刻，导致中国在投资时受阻或项目实施中受损。例如在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实施期间，需要一部分熟练的中国技术工人赴所在国进行关键建设期的搭建，而签证办理困难常导致工期延误，给中方带来不必要的损失。此外，一些沿线国家在外汇政策上不宜投资者通过正规外汇途径回流国内，个别国家外汇储备不充裕，外汇政策相对保守。这些问题，都需通过政府间的高效沟通，对相关制度进行完善加以改进解决，更好地服务于中国企业走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抓好龙头企业力促其“抱团出海”。“一带一路”应该是政府搭台，企业唱戏。政府通过对外合作与投资，建设基础设施，最终的目标还是为了企业“走出去”，承担起继续建设丝绸之路的重任。⑥“一带一路”投资项目的综合化、大型化、高端化趋势明显，对中国企业的资源整合能力、集成管理能力、产业协调能力等提出了更高要求。应大力加强龙头企业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主体作用，实现龙头企业整合资源模式下的“抱团出海”。
对“一带一路”与“互联互通”需要进行总体性、全局性的梳理。目前中国企业已经遍布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但这些企业布局分散、没有形成能够实现共同成长的供应链。实现龙头企业整合资源模式下的“抱团出海”，有利于实现共同成长的供应链，形成优势互补，分工协作。我们应借鉴发达国家“抱团出海”的经验，例如美国的一些企业进入中国后，美国的金融、咨询、公关等相关服务机构都会来华为其提供本土化服务保障；日本在抢占东南亚国家铁路建设市场时，具有技术经验的各铁路公司、擅长制造车辆的川崎重工等，擅长土木工程的大承包商、负责金融和协调的综合商社等组成联盟，共同参加竞标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