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在新的历史时期，为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重大战略举措。改革开放以来，从联产承包责任制，到国有企业减员增效，我国曾实行了大量的供给侧改革，以提高微观经济主体活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但是，随着经济步入新常态，传统的供给侧和需求侧改革措施，效果都在日益减弱，客观上要求发展需要有新的思想来指导，以便实施新的战略措施。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解和操作层面容易产生的误区
自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个概念提出之后，各界就从不同的角度对它进行了解读，其中不乏有很多好的观点和操作层面的政策建议，但是，也有部分观点显然是误读，为此，在阐明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解释和实施路径之前，有必要先来厘清容易产生的误区。
误区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经济学基础就是供给经济学
这是一种非常流行的观点，但是，发源于美国的供给主义并不能成为我们的理论基础，这是因为：
美国的环境与中国不同，政策要求也就不同。上个世纪美国面临的情况是滞胀。70年代生产率下降导致了经济增长下降，导致了较高的通货膨胀。对于美国政府来说，供给主义是一条降低通货膨胀，同时提高潜在增长率的政策。这正是供给经济学所吹捧的政策目标。除了潜在增长率这种宏观政策的一般性目标外，供给主义的政策目标和新常态的大环境并不吻合。
供给经济学本身并不是严肃的经济学，是上世纪70年代之后反凯恩斯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宏微观理论的简单化和极端化，有很强的误导性。所有学派都不否认供给的作用，凯恩斯主义在认为供给很重要的基础上，更加强调需求是经济发生短期波动的主因。上世纪70年代弗里德曼、卢卡斯等人攻击传统的凯恩斯需求管理方式，最终诞生了真实经济周期理论，认为经济波动的源泉是供给侧的生产率。弗里德曼认为经济衰退是社会的货币供给量不足，加上政策时滞的影响，政府不用监督经济、相机抉择需求管理，只需要供给稳定货币。卢卡斯认为经济波动原因是消费者和企业弄不清世界状况，但是在理性预期下，这个过程很快结束，不需要政府管理，政府应该无为而治。在微观经济方面，费尔德斯坦等人论证了美国当时的税收和管制不利于美国经济，因此需要修改部分税种和管制模式。这些理论本身虽然攻击了凯恩斯的需求管理政策，但是在政策主张上还是比较温和的，认为可以有更好的管理模式。由巴特利、万尼斯基、克里斯托等组成的小团体将这些理论的结论简单化和极端化，夸大这些理论对经济的重要性，形成了供给学派。
总的来说，供给经济学是反对凯恩斯的需求侧管理而诞生的，首要假设是恢复萨伊定律，认为供给会自动创造需求。然而，无论我们是否应该主动进行需求侧管理，但凯恩斯提出的需求侧因素，在大萧条等屡次经济危机和本轮全球经济下滑中的作用都是不可忽视的。从这个角度来看，供给经济学过于以偏概全，我们需要避免新形式的萨伊定律误导我们的供给侧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