误区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于供给管理
这是一种将改革等同于新管理方式的简单化理解，因此，需要避免政策落实部门借“规划”等名义变相收权，与政府简政放权的大方向背离。
供给管理有一个非常隐晦的实施方式，这就是在战略性贸易的名义下实施管理之实。克鲁格曼等经济学家创立的战略性贸易论有合理性，在适度的环境下，有可能干预会有好的结果。不过，社会上对这一理论的理解容易走入歧路，可以表述为如下逻辑推理：现在是全新的开放时代，需要新的经济模式；需要学会在日益激烈的国际市场上竞争；必须提高生产率和产品质量；必须加大高附加值产业在经济中的比重；这些产业在未来将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政府和企业必须构建一种新型合作关系。
这种极端化的理解是将战略性贸易理论简单化和极端化。克鲁格曼一再强调，战略性贸易是一个很柔和的理论，并不能导致这么极端的说法。按照国际贸易的观点，世界需要的是合作，获得共赢。而战略性贸易认为世界是一个零和博弈的世界，各国的竞争就是类似企业的竞争，在世界观上与国际贸易理论是不吻合的。这种极端化的理解容易导致在此名义下盲目设定战略性产业，极端化理解国家竞争力，利用政府手段来推进供给侧生产的调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关键还是以改革来促进经济活力提升，让市场发挥更大的作用，明确政府角色，理顺政府与市场间关系，而不是让政府再次以各种名义全面管控经济。
误区五：产业结构高级化就是提升服务业占比
供给侧改革的一个目的是要优化和升级产业结构。配第、库茨尼兹等经济学家都发现经济结构是从农业到制造业，再到服务业。但是，二战后能够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情况分化非常大。当前全球经济正在从产业间、产业内分工逐步向产业链分工转变，各国均可凭借自身的比较优势找到自己在产业链中的位置，并不必然要重复农业到制造业再到服务业的道路。因此，如果强行推动服务业升级，容易导致制造业的人为衰落，降低经济增长。
误区六：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以自由市场作为经济治理模式
这种观点是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极端化理解，容易滑入新自由主义。这个观点有正确的成分。现在我国有很多需求得不到供给侧的回应，使得企业决策发生偏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确实需要的是调整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政府就应该放手不管。首先，改革的过程应该是在政府的主导下逐步实施，考虑中国经济的承受能力，稳步推进。其次，市场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在市场中需要政府的补充，保持社会主义本质，充分发挥国有经济的主体地位，在此基础上，通过简政放权，共同促进中国经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