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供给侧来看，传统的粗放式供给模式后继乏力，制约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导致了生态环境的恶化，并且还加剧了供给总量与质量之间的矛盾，因此急需新的突破。
第一，生产要素价格作为供给成本的核心部分，它已进入上行阶段和投资回报率递减状态，这使得简单积累要素的粗放增长模式难以为继。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的两个主要推动力是劳动力从农业向制造业的大规模转移和大量的固定资产投资。伴随着刘易斯拐点的到来，我国的劳动力价格开始了稳步上升，在生产率不能保持增长的情况下，必然导致成本上升。同时，大量的固定资产投资带来传统产业产能过剩、回报率递减，企业效益下滑，增长乏力。新常态是要素价格上行期、回报率下降期，传统的要素推动的增长模式带来的产出增量越来越小。
第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共同富裕，就必须进行供给模式改革。新常态对经济增长的一个约束是实现共同富裕，这就要求转变增长模式，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真正使全国人民实现共同富裕。传统需求刺激和大量资本堆积产生的经济增长更多使得收入落入资本账下，劳动收入占社会总收入比重下降。要调整收入分配结构，只有通过调整生产侧的供给模式，才能调整要素价格和要素的空间流动，使劳动者获得体面报酬，贫困人员实现脱贫。
第三，资源过度消耗，生态环境承载能力下降，生态短板突出。高污染、高能耗行业在我国占据较大比重，盲目上项目导致水土流失严重，人居环境变差。传统供给模式虽然带来了经济增长，但环境成本巨大，环境承载能力成为了生产侧的硬约束，制约了供给能力的进一步提升。因此更为和谐的自然经济关系成为了供给侧的巨大挑战。
第四，传统供给模式制约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粗放式的增长后继乏力。传统以产量为导向的供给模式、低水平的重复建设和盲目模仿又压制了社会的创新动力，企业满足于提供同质性低技术产品，这导致我国的全要素生产率21世纪以来增长缓慢。
由此可见，新常态下需求侧的运作空间已经十分有限，供给与需求的矛盾已经转化，供给侧已上升为矛盾的主要方面，需要新的突破，以通过新的供给来拓宽更广阔的需求空间，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提出，正是顺应了这种矛盾主次方面转化的客观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