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供给侧结构性问题的根本途径在于改革
新常态时期矛盾主要方面的转化，以及供给侧结构性问题的突出，意味着依靠大规模需求刺激来稳定经济增长的效果会大不如从前，会进一步提高微观主体的杠杆率，增加经济危机的风险，因此，要稳定经济就需要从供给侧提高潜在增长率。这就需要通过顶层设计、通过改革，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体制，解决供给侧结构性问题。
解决供给侧问题的根本途径在于改革，改革的对象是不合时宜的生产关系。因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遵循马克思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辩证统一的原理，通过改革生产关系来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但是单纯强调生产力就容易落入前面所述的将供给侧问题简单化为扩大供给，所以，不能单纯就生产力说生产力，唯生产力至上。生产力的高级化、质量的提升要求生产关系的变化与之相适应，因此，生产关系存在的问题就为改革指明了方向。当前生产关系存在的问题如下：
市场与政府的界限不清晰。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中国改革的核心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而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以及官员晋升制度成为我国地方政府行为动机的主要制度约束。基于此，我国开启了大规模的国有企业改革，明晰产权，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构建社会主义法治环境。但是，迄今为止，政府与国有企业的关系没有完全理顺，导致市场与政府的边界仍然比较模糊，市场经济的许多制度基石还不够牢固，甚至还没有充分建立。
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间关系和财政体制。在整个政府与市场调整定位、相互适应的过程中，最为核心的因素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财权与事权的不匹配，导致地方政府的财政相当吃紧。这种情况下，地方政府为了维护当地的经济社会的有效运转，往往会不顾当地产业发展、资源禀赋等客观条件，使用招商引资等各种手段来扩大地方税税源以解决财政问题，结果造成许多地方产业结构雷同，导致全国性的产能过剩。地方政府解决财政问题的另一手段，就是土地财政。土地财政不仅抬高了房价，增加了金融风险，而且刺激了房地产业的畸形发展，导致了房地产库存问题的产生。
国有企业和行政性垄断。在政府需求管理等政策实施中，为了进行相应的行业投资，政府需要一个执行者。我国政府对经济的控制主要通过国有企业完成。这导致国有企业的正常功能出现扭曲，成为政府权力干预市场的主要通道和官员权力寻租的重要载体，导致中国市场化改革内生动力的弱化，使得市场进行结构调整空间受到限制。
社会保障供给不足。如前所述，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城乡有别，覆盖面过窄，并由此造成了不同群体之间（如城镇职工与农民工群体及灵活就业群体之间）的不公平、不同部门（主要指公共部门和私有部门）之间的不公平、城乡差别两个制度之间的不公平等。
公共资源廉价使用模式。在以量为主的供给模式下，要素价格是提升产品竞争力的简洁手段。借助资源的国有体制，我国维持了公共资源的廉价模式。这种廉价模式又进一步促进了粗放地依靠要素投入的增长模式。第一，资源价格扭曲误导了企业正常的成本—收益核算体系，使得低端产业仍保有利润，这不利于我国产业的调整升级。第二，资源价格扭曲还阻碍了企业创新动力的提升，固化了我国产业的低端化特征。
宏观调控框架与经济结构矛盾。我国以财政政策为主要手段的政府干预行为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发展方向相矛盾。由于中国多数产业都是竞争性的，财政手段不应该直接介入，这就决定了不能通过政府资金对某一特定产业进行大规模的投资，不可试图直接通过改变投资结构来对产业结构的调整施加影响。但是，最近十几年来，中国实行的积极财政政策，往往以单一的直接投资或政府补贴企业投资手段为主，而在财政投资资金的运用上，又主要是实行单向的大规模投入到大型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这就导致其难以发挥对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的效应。
以上这些问题的存在，使得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受到严重的制约，成为我们未来改革所要关注的重点。
综上几方面的分析，可得到这样的逻辑结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基础既不是供给学派，也不是拉美结构主义，更不是新自由主义，而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和方法论在新常态下的具体运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发展和创新。它标志着我国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和发展战略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目的是通过改革生产关系，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到2020年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创造条件，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定更坚实的制度基础和物质基础。
（本文作者：刘元春，系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