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推论，共产主义不可能是地域性的，共产主义革命只能是世界性的革命。大工业使所有文明国家的社会发展大致相同，以致在所有这些国家，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成了社会上两个起决定作用的阶级，它们之间的斗争成了主要的斗争。因此，共产主义革命将不是仅仅一个国家的革命，而是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的革命。
他们指出，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的发展只有在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条件下才能实现。每一个单独的个人的解放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相一致的。仅仅因为这个缘故，各个单独的个人才能摆脱各种不同的民族局限和地域局限，而同整个世界的生产（也包括精神的生产）发生实际联系，并且可能有力量来利用人类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各个个人的全面的依存关系、他们的这种自发形成的世界历史性的共同活动的形式，由于共产主义革命而转化为对那些异己力量的控制和自觉的驾驭，人终于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从而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身的主人——自由的人。到那时，人们才完全自觉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
他们认为，随着私有制的废除和共产主义原则的普遍实行，民族国家将逐渐自行消亡。国家真正作为整个社会的代表所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即以社会的名义占有生产资料，那时，国家政权对社会关系的干预在各个领域中将先后成为多余的事情而自行停止下来。那时，对人的统治将由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所代替。国家不是“被废除”的，它是自行消亡的。与国家的消亡相联系的是阶级和阶级对立、旧的社会分工和城乡差别的逐步消除，人的自我异化以及人与自然的对立的逐步消除。“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未来社会的论述，是建立在分析批判资本主义现实运动的基础上的，是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只是指明了人类社会未来发展的总趋势，而不可能为历史的具体演进提供先验的模式、为未来社会规定具体的细节。但是，他们的论述无疑又是建立在严密的科学推论基础上的，具有令人折服的强大逻辑力量，显示出无可辩驳的科学性。今天呈现在我们面前的经济全球化及各种趋势性现象，就与当年马克思、恩格斯笔下描绘的情景惊人地一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