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著名经济学家谷书堂教授遗体告别仪式及追思会，3月31日在天津隆重举行。常修泽教授向老师作最后告别，并在追思会发言。4月1日，《天津日报》发表了常修泽教授飽含深情的文章《谷老师，让我再看您一眼》。现将全文转载如下：
《天津日报》发表了常修泽教授飽含深情的文章《谷老师，让我再看您一眼》
2016年元旦前几天，我在海南与师母伏义琴老师通话时，还说您好好的，好好的。没想到，1月10日上午，我就接到您住进重症监护室的消息。
“谷老师，谷老师……您醒一醒，醒一醒，修泽看您来了，修泽来看您来了！”１１日下午4点20分，距探视关门前只有十分钟，我终于从机场赶到重症监护室，看到了您，我一遍一遍呼唤，但您静静地呼吸，脉搏均匀地跳动。
谷老师，我第一次遇到您，是1974年。教育部委托南开大学主办政治经济学进修班，我有幸进入此班学习。就是这次难得机遇，使我与您结下终身师生情缘。当时得知，由于“左”的路线作怪，在1964年所谓“社教”运动中，您被宣布“三不准”（“不准上讲台，不准外出演讲，不准发表文章”），自此您被迫离开讲坛十年之久。只是教育部要求派出资深学者给这个班授课，您才被“破例”安排，给我们班主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经典著作”。这是您十年后第一次复出，而且是在没有被解放的情况下啊。可贵的是，您虽然背负着沉重的负担，但您依然那样执著地追根溯源，探索真理。我清楚地记得，您当时点拨我的“一根两苗”。您说，从经典作家“劳动谋生手段”这条根上，本可以长出两棵苗：按劳分配和商品经济。但是，经典作家为什么只承认按劳分配而否认商品经济呢？您的话，使我受到震撼，激发了我探索经济理论问题的兴趣。
谷老师，是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给您带来新的生命，您被任命为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第一副所长（主持全面工作）。此时您已经年过半百，但您仍像个年轻人一样充满活力。上任后迅即调整学科充实研究力量。正是在此背景下，您拟将我调入所内工作。考虑到南开经研所在国内外的学术影响和自己的大专学历背景，我有些胆怯，有些顾虑，但您热情鼓励我，并亲自向滕维藻先生（时任副校长兼经济所所长）汇报，最终南开大学破格录用了我，从而为我开启了通往经济学学术殿堂的关键之门。我切身体会到您的包容大气。这，怎能让我不终生感激？
那一年，1984年，召开全国第一届“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那是在中国改革关键时刻的重要会议啊。您鼓励我们撰写论文，您支持我和罗力、杜厦、岩石四人积极参会，您说：“这是青年学者直接为中央改革开放献计献策的好机会。”莫干山会议后，您又支持我们在天津召开全国第二届中青年经济改革讨论会，并以南开经济所为基地创办《中青年经济论坛》，拓宽理论探索园地。您亲自出席“天津会议”，这对我们青年人是多大的鼓励啊。
中国改革开放伊始，您主持国家重大课题《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依据研究》，力主以“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为依据，后又提出“按要素贡献分配”理论，特别是您主编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北方本），连出八版，发行150万册，延续二十余载，滋养了一代又一代人。这些治学业绩，都已载入《20世纪中国知名科学家学术成就概览（经济学卷）》，学界不会忘记，历史不会忘记。
谷老师，我自己亲历的更不会忘记：1989年下半年和1990年，社会上出现了一股怀疑甚至否定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倾向，您觉得“不应回避这个问题”，要针锋相对撰写文章表明主张，于是您带领我联合在《经济研究》上发表了《社会主义与商品经济论纲》，系统阐述社会主义与商品经济的内在联系，指出社会主义与商品经济并不是矛盾的事物。商品经济不属于某种经济制度所特有，而是一种适应性很强或者说是中性的生产方式，在此论证基础上，强调中国改革必须坚持商品经济的市场取向，论文发表后引起关注。在当时的背景下，坚持这种市场取向，需要什么样的理论勇气？针对当时有人说：“你们胆子太大了，这个时候还敢支持商品经济？”您说：“这没什么可怕的，这是个基本理论问题，只要我们以为是正确的，我们就应该把真理坚持到底。”
“把真理坚持到底”——这是您最可宝贵的品格，也是您留给我们最珍贵的精神财产。
2016年3月27日晚，传来您心脏停止跳动的噩耗。此时此刻，凝视您的照片，看着您百余万字的《谷书堂文集》，看着记载您学术经历和学术思想的《不平坦的治学路》，特别是看到您在扉页题写的“送给修泽”的赠言，真是百感交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