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与能力
2009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之一、公共选择学派代表人物埃莉诺·奥斯特罗姆教授在对传统集体行动理论进行批判的基础上，集中探讨了一群相互依赖的个体如何自发地组织起来进行自主治理，并且成功地克服了“集体行动的困境”。自此以后，公共物品和服务的供给、公共事务的管理必须依靠政府部门才会更有效率这一传统论断逐渐被越来越多的个案和事实所打破，群众参与、群众自治的重要性也逐渐在社会各个领域得到了应有的重视。同时，以“善治”为核心的治理理论之所以能够最初形成，也与群众参与治理的重要性逐渐在学术界得到应有的重视有着莫大的关系。结合曼库尔·奥尔森教授对“集体行动”和“集团”所下的定义，并以集中突出和强调关于治理的“能力”为导向，以数据可得性为参考，我们选择以各城市的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为便于论述，简称“公共部门”）从业人数在年末单位从业人数中的占比来反映。
指标权重的设定方法与结果
经过一年的发展，各副省级城市在经济社会等领域均有了新的变化和进展，因此我们并没有沿用上一年的副省级城市治理能力测评中所设定的指标权重系数，而是采取同样的设定方法，对指标权重进行了重新确定，即在权重系数调节的具体操作上，我们采取了有事先提示的专家调研法，邀请社会保障、宏观经济、财政学、公共管理四个领域的专家学者各8名，以及16名在重要岗位上任职的地方党政干部，让他们分别给各指标打分，并且明确告知他们要更多地考虑以“善治”为核心的治理理念及各副省级城市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实际。指标权重的计分方法是：我们列出待赋权重的指标，要求他们对同一层级的指标进行两两比较（如果专家认为甲指标比乙指标重要，那么就给甲指标计1分，乙指标不计分）。在这一过程中，一个指标“打败”其它指标的次数越多，所得的分数就越高。当然，这样的打分工作是在一、二级指标层面同时展开（在开展下一轮打分工作前，我们都将每个指标在上一轮打分中所得的平均得分告知打分者，以供其参考）。将这样的打分工作进行五轮后，我们将各指标在每轮中的得分相加，再进行相应调整，就得到了各指标的权重系数（见图1， P10）。
数据的标准化处理
为了增强测评结果的科学性和可比性，在对指标数据的选择和设定过程中，我们采用了此前测评研究中连续应用过的具有单调性和凸性特征的指数功效函数，对七个二级指标数据分别进行了无量纲化和标准化处理。该功效函数的具体形式如下：
该功效函数中， d是量化后的得分，我们将其区间控制在了60-100之间， x是观测值，也就是各指标数据的实际统计值， xh是满意值， xs是不允许值。一般来说，对于正向指标（数值越高，反映了“能力”越强），满意值取指标数据中的最大值，不允许值取其最小值；而对于逆向指标（数值越高，反映了“能力”越差），满意值则取指标数据中的最小值，不允许值取其最大值。经过功效函数的转换之后，就可将各城市的指标数值全部转换为60-100之间的得分。因此，在我们构建的中国地方治理能力评价体系中，财政收支平衡能力的观测值越大，得分越低；其他六个二级指标则相反，观测值越大，得分越高。
有必要指出的是，依据该功效函数所得出的结果是相对结果，前述七个二级指标数据的最小值和最大值会影响各城市治理能力的得分。也就是说，如果改变参与测评的城市样本量，可能会导致数据指标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发生变化，各城市治理能力的最终得分也会发生变化。但是这并不会对各城市之间治理能力的排名顺序产生影响，也就是原有各城市治理能力的先后排序将保持不变。
治理能力与人均GDP正相关
相关性分析结果表明，这15个副省级城市的治理能力得分与其人均GDP水平之间存在一定的正向关系（Spearman相关系数为0.768，在0.05的水平上显著）。其具体表现为，人均GDP水平高的城市，治理能力的排名多数比较靠前，人均GDP水平低的城市，治理能力的排名多数比较靠后（见图2）。例如，深圳市人均GDP水平在15个城市中排名首位，治理能力同样在15个城市中排名首位；宁波市人均GDP水平在15个城市中排名第2，治理能力同样在15个城市中排名第2；杭州市人均GDP水平在15个城市中排名第3，治理能力同样在15个城市中排名第3。再如，哈尔滨市人均GDP水平在15个城市中排名末位，治理能力在15个城市中排名第13；沈阳市人均GDP水平在15个城市中排名第11，治理能力同样在15个城市中排名第11；长春市人均GDP水平在15个城市中排名第12，治理能力在15个城市中排名末位，等等。
测评结果及各城市今后进一步提升治理能力的重点路径
结合各二级指标得分及其权重，我们分别计算了15个副省级城市保障能力、调控能力、财政能力、参与能力四个分项治理能力得分，并依据四个分项治理能力得分的由高到低分别对15个城市进行了排名（见后文中的表2、表3）；再结合四个一级指标的权重，我们进一步计算了15个副省级城市治理能力的总得分，并依据总得分的由高到低对15个城市进行了排名。通过对各城市各级指标得分及排名进行比较，分析了各城市在治理能力建设方面的突出亮点，找出了其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其今后进一步提升治理能力的对策建议。期间，我们还对部分城市在分项治理能力建设上的主要做法和取得的成就进行了具体介绍。
深圳：治理能力综合得分在15个副省级城市中排在首位，人均GDP水平同样在15个城市中排在首位，属于治理能力和人均GDP水平均靠前的典型城市。比较分析结果显示，这主要得益于该市具有高于其他城市的保障能力、调控能力和财政能力（在15个城市中均排在首位）。
以保障能力的建设为例，深圳市居民各类社会保险的参保率较高：《深圳社会建设与发展报告》提供的数据显示，2014年，深圳全市各险种参保达4564.01万人次，同比增长1.6％；全市各项社保基金收入872.192亿元，同比增长18.07％；全市各项社保基金总支出292.142亿元，同比增长18.78％。实现了参保人数和社保基金结余的稳步增长。
在具体做法方面，首先，深圳市以“应保尽保”为目标全力推进社会保险扩面征缴，通过组织实施新的养老保险细则和医疗保险政策，研究落实退役军人和随军配偶养老保险转移接续工作，解决广东省内转移接续人员视同缴费账户、随迁老人按月缴纳医疗保险费等问题，实现五大险种参保人数稳中有升。全力推进社保业务同城通办，以“业务流程标准化、业务审批规范化、业务操作菜单化”为目标，完善社保业务流程体系，全面重构社保信息系统，逐步实现参保企业和参保人可就近到全市任意一家社保经办机构的任意业务窗口办理各项社保业务。目前，失业保险金申领初步实现同城通办。自2014年1月起，深圳全市失业保险金申领网点由原来10个增加到283个。全市失业人员可在35个社保窗口、51个“一站式”窗口、197个银行的任何一家窗口就近办理业务，也可就近到自助终端机办理或足不出户申请邮政代办，真正实现了社保服务高效利民。其次，将定点医疗机构审批制改为核准制，取消设置数量限制。将符合社会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定点药店受理条件的，达到评定分值标准的社会民办医疗机构和零售药店全部纳入医疗保险定点，方便参保人就近看病购药。探索社会保障市场化补充机制，推进重大疾病补充医疗保险。将个人账户功能转化与完善重特大疾病保障制度结合起来，起草《深圳市重特大疾病补充医疗保险试行办法》。再次，为参保人多渠道免费提供个人权益记录单。自2014年12月起，深圳市社保局联合深圳市邮政局全面启动社保个人权益记录单免费递送工作，保障参保人的社会保险知情权。
但比较分析结果还显示，深圳市参与能力相对偏低（在15个城市中排在第12位）。为此对于深圳市，继续发展有利于群众参与治理活动的各类组织和机构，是其今后进一步提升治理能力的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