否定性的“最好政制”
这种拉康主义“激进政治哲学”，同从柏拉图到利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的那种基于形而上学的“古典政治哲学”相较，有什么根本性的区别呢？此处让我们对政治哲学这两条路向做一个对比。
尽管共享对“最好政制”（best regime）的追求，但关于“最好”，却存在两种不同的进路——肯定性（positive）的进路和否定性（negative）的进路。（1）前一种进路认为，确实存在着一种“最好”的秩序——譬如施特劳斯笔下的“自然秩序”——等待被哲人发现（或曾被发现但在历史中被遗忘）；（2）后一种进路则坚持，所有现实世界中既有的实定秩序皆“不是最好”，因此政治哲学的探索是永无终结的——“最好”永远是一个空白的位置，一个结构性地确立在那里，但永不可能被实定内容所填补的位置。
拉康的精神分析，对“激进政治哲学”所坚持的这个否定性的“空白位置”，提供了一个存在论的阐释——这个“空白位置”，就肇因于“现实世界”本身的先天不完整性。符号秩序的总体性，和真实秩序的整体之间，是一个海德格尔所说的“存在论的差异”（ontological difference）。拉康强调：“真实中没有缺席”，“真实是绝无裂缝的”⑯，而“现实世界”则总是一个遭受“阉割”（castrated）的秩序——作为一个以语言为媒质构建起来的符号性的秩序，它永远和前语言的真实相隔。尽管不断致力于自身的总体化，但符号秩序始终无法成为彻底没有裂缝/缺口的真正的整体；它时时刻刻面对真实的刺入（the intrusion of the Real），从而产生出精神分析上所说的“症状”。
是以，语言的总体性，永远无法抵达真实秩序；人的语言，无法对“最好秩序”、“真理王国”进行正面的描述。所有指向绝对、整体的能指（如神学里的“上帝”、古典形而上学里的“自然”、拉康主义精神分析里的“真实”），在“现实世界”里只能呈现为一个空白的位置。拉康强调，大他者永远是一个被禁隔的大他者（the barred Other）：尽管它总是尝试自我“崇高化”（拔高自己冒充真实），但该尝试先天就注定失败（始终无法抵达真实）。大他者和真正的绝对之间的距离，尽管看上去很近，但却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经由语言构建自身的大他者，只是一个尝试占据那个绝对位置的冒充者：大他者似乎无所不在，全盘规介着人们的行动，但它永远无法彻底成为整体本身，“太阳底下永远会有全新的事”。
较之拉康，拉克劳（Ernesto Laclau）提供了一个更富政治哲学气味的论述。所有实定秩序都只可能以冒充的方式暂时性地填入到那个空白位置，这种状态，就是“霸权性的”（hegemonic）状态。永远会有对抗性的斗争瓦解这种冒充状态——时时刻刻会冒出来新的政治阐述（politicalarticulation），尝试去占据那个位置。这就构成了一个存在论层面上的结构性张力：一方面，作为整体的“社会”，本身是一个不可能，一个在符号指向中的结构性的不可能：它无法是任何一种规范性的秩序，而只能以一个“空白的能指”（empty signifier）而存在，因此在根本上只能以否定性的方式来体现；另一方面，任何取得暂时性霸权地位的实定秩序，不断地寻求自身的总体化，旨在将自身冒充为一个整体。这个存在论层面上的张力，就导致了周而复始、永恒存在的“霸权性的斗争”。
对这个结构，拉克劳举了一个很鲜活的例子来进行阐释。一群生活在瀑布边上的村民，他们每天的生活均伴随着那“飞流直下三千尺”的水声，一个外来者可能会受不到这种特殊的噪音，但对于他们，这就是日常的生活状态。但自某天起瀑布忽然停止下落，村民们于是便第一次遭遇到了寂静（什么声音也没有）。但这个空白位置，随即就被别的某种声音所填入（该声音以前可能被瀑布声所遮盖）。这个新的占据霸权性位置的声音，既是一种特殊的噪音，又是使寂静不再的那个声音。大他者，就是这样一种已被感觉为日常状态的声音：它既是某一种特殊的噪音，又是占据寂静之空白位置的那个霸权性的噪音。该声音的这种霸权性地位，又总是受到其它特殊的噪音的挑战，它只能以压制、遮盖掉它们的方式来保持自己的霸权。⑰
我们看到，拉康所说的“崇高化”，就是拉克劳所说的“霸权性的操作”，即，一种特殊内容，自我上升到整体的位置；如果用施特劳斯的术语来说，就是某一种特殊的“实定正确”，尝试去冒充“自然正确”；而用神学的术语，就是某一种特殊的声音，尝试冒充上帝的声音（当然，它也可以用卢梭的术语来表示——某一种“特殊意志”，尝试去冒充“普遍意志”）。由此可见，激进政治哲学路向、古典政治哲学路向以及神学路向（神学中的“否定神学”之路向），在以下情况下，便是相当重合的：“真实”“自然”“上帝”永远在“现实世界”之外（在“现实世界”中只呈现为一个结构性的空白位置）。
于是，（施特劳斯主义）“古典政治哲学”距离（拉康主义）“激进政治哲学”，就只有微妙但关键性的一步：当关于“自然”的实定内容结构性地保持空白当关于整体的知识为哲人的实践所朝向、但永不能到达（苏格拉底式的永远“在路上”），这个时候，古典政治哲学就转到了一种否定性的进路上，它本身就成为了一种激进政治哲学。⑱
喉中之刺的“幽灵们”
我们已经看到，一个真正激进路向的政治哲学研究，便始终蕴涵了对既有的权力结构、主流意识形态的一种批判、疏离与对抗，因为正是它们——一个无形但无所不在的“大他者”——在保障着当下秩序的自我永固化操作。在这里，我们就遭遇到了福柯（Michel Foucault）的论题：“当下的存在论”（ontology of thepresent），始终是一个批判的存在论。批判（否定性），比大他者具有更深的存在论根基：任何符号性的秩序（“现实世界”），皆没有存在论层面上的根据；大他者脚底所立足的，仅仅是一堆流沙。而这种彻底无根的状态，便是向各种批判实践发出去的请柬。⑲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作为“批判的存在论”的激进政治哲学，总是包涵一个“幽灵学”。政治哲学研究当下的大他者；而政治哲学内部的一个激进路向，则聚焦于大他者的先验界限（先验在最纯粹的康德意义上使用，即可能性的诸种状况），即，聚焦于大他者在自我总体化过程中的失败。“幽灵学”，就是关于“现实世界”失败时刻的研究。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把不属于现实却又以某种方式进入到了当下的日常现实的东西，叫做幽灵（ghosts、specters、spirits、apparitions等等皆是）。换言之，幽灵既在大他者之中、又在大他者之外、不属于大他者。那么，到底有没有这样的幽灵呢？这其实并不是一个需要“第六感”才能回答的问题：譬如，去世的祖父母、夭折的朋友、过去的情感、死去的婚姻（dead marriage）等，尽管不在现实之内，但我们能说它们不在我们所体验的那个“现实”之内？那些逝去的年代、前贤的学说，尽管和我们的当下现实相隔遥远，难道它们就真的完全不在我们的“现实”中？对于当下这个时刻，它们实际上都是既死又活，同时缺席和在场，既在大他者之内，又越出了大他者自身的边界。拉康曾言及那种不同于生物性死亡的“符号性死亡”，而幽灵则反过来，尽管死去但仍在符号秩序中活着——“livingdead”（活着的死者）。因此，我们不仅和其他人群处在一起，形成一个“世界”；也时刻和幽灵——在“世界”之外又在“世界”之内——处在一起。于是，政治哲学，就势必涉及到幽灵学。
存在着两种幽灵：历史性的幽灵和结构性的幽灵。两种幽灵的不同，就在于它们的源生地。让我们用X来表征当下的大他者，用Y和Z分别来表征历史性的幽灵与结构性的幽灵。第一种幽灵，来自于时间的内部裂缝中——过往死去的Y刺回到X中。换言之，它们来自大他者自身的历史之维。第二种幽灵，则彻底来自于世界之外——游荡在符号秩序和前语言的真实之间的深渊性空间中的Z，不断从外部刺入到X中。它们标识了大他者自我总体化工程的先天失败。于是，我们当下的现实世界，不仅处处有“时代错乱的痕迹”（历史性的幽灵），而且总是时不时呈现出“精神错乱的症状”（结构性的幽灵）。
沿着时间的向度研究Y的，是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式的幽灵学（“延异”、“痕迹”）；而以结构性的视角聚焦Z的，则是拉康式的幽灵学（“症状”、“真实”）。德里达式的幽灵学，在根本上就是一种时代交错主义（anachronism）。这种在时间向度里进行考察的幽灵学，不但关注过去（如“马克思的幽灵”），并且关注未来。换言之，幽灵不一定是亡灵（revenant），未来也是一种幽灵：它并不存在于当下现实，但人们的生活中，又充满着未来的要素（譬如，一对情侣会谈论他们以后会有的“子女”……）。这就形成了德里达关于“tocome”（即将到来）的阐述，民主是“yet to come”，正义是“yet to come”……它们必须不能被“实定化”（positivized）到当下秩序中，必须保持幽灵性，以一种总是承诺“即将到来”的方式而存在于当下。⑳而齐泽克对于德里达的补充，也是恰当的，因为在齐氏看来，幽灵不仅仅涉及到时间的向度，而且总是涉及到存在论，涉及到拉康所说的真实之域——“幽灵属于真实之域；它们的显现，是令现实永久地同真实隔离开来的那个缺口使我们付出的代价，是现实的虚构性性格使我们付出的代价。”齐氏借用黑格尔的术语说，“没有不含一根硬骨的精灵（no spirit without a bone）”。拉康式幽灵学，就是研究真实对现实世界的坚硬刺入，研究各种对于大他者而言莫名其妙的“症状”。
一个彻底总体化了的大他者，是一个不可能（否则大他者就不会有变化）。我们所处身其中的现实世界，总是有幽灵游荡其间。正是这些不断游荡于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幽灵，使得施特劳斯所说的人因生活在一起而产生的那些“根本性的问题”，无法有封闭性的终极答案；用德里达的术语来说，幽灵使得这些问题变得“不可决定”（undecidable）。是以，大他者，是一个被禁隔的大他者，一个被幽灵缠身的大他者（thehaunted Other）。存在论（ontology），离不开幽灵学（hauntology）。
从幽灵学的角度来看，大他者那些使自身总体化的努力（冒充整体），干的正是“驱魔”（exorcism）之勾当——把所有的幽灵都赶尽杀绝，把喉中之刺（bone in thethroat）统统拔光。与大他者彻底“驱魔”正相反的极端情况，则是大他者彻底崩溃，人们进入“世界的黑夜”，人之群处被“群魔乱舞”代替。如前文所分析的，作为夹在人与人之间的那位“第三者”，大他者始终是在场的，不管其力量是厚还是薄：大他者既无法做到自身的总体化（“驱魔”总是不能彻底），也不会发生另一种总体化，即大他者彻底崩溃。我们已经看到，在大他者与诸种幽灵之间，前者永远强势，是一位手握重权、对“异端”坚决镇压的主宰者。并且，从发生学上说，正是由于大他者的始终在场，才会有幽灵：幽灵，和大他者的谋杀操作，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谋杀一共有两种（对应拉康所说的两种死亡）：“生物性谋杀”与“符号性谋杀”。一群反抗实定秩序的“敌人”被镇压，这只是前一种意义的谋杀；而当这个镇压事件本身被彻底抹去，那就是后一种谋杀——它不是杀人，而是杀鬼。大他者（X）的“驱魔工程”，就是通过后一种谋杀手段，使得日常世界的实定秩序不再被幽灵——不仅仅痕迹性的幽灵（Y），也包括症状性的幽灵（Z）——缠身。正因此，旨在研究并改变大他者的政治哲学，不得不同时出入于“人—际”与“人鬼之际”——既要和X打交道，也要和Y与Z打交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