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早期，政府通过采取赤字财政来扩大公共投资，刺激有效需求，促进就业增长，从而实现经济增长，这一理念一直被经济学家凯恩斯极力推崇。在他看来，赤字和债务不再是政府必须努力避免的消极被动的东西，而是为了发展经济，可以积极主动去掌握和使用的有效工具。凯恩斯的这一“革命性”理论，颠覆了人们对财政赤字的观念和态度。与西方不同的是，在中国传统的财政思想中，“轻徭薄赋”、“量入为出”历来是必须恪守的重要原则。
历史上不乏因财政危机引发的政治动荡和经济危机，但历史也印证了，一个社会的发展变革往往从财政改革开始。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中国社会的巨大变革走过了从略有盈余，到盈亏平衡，再到适度赤字的财政变革历程。如何通过财政改革，有效动员社会资源，积累社会资本，支持经济体制改革，需要捋清过往时代的变化，更需要探索提升政府财政能力的新智慧。如今，公众谈赤字色变的心理既无法适应国内经济改革和发展需要，也无法理解和参考他国为摆脱后金融危机时期发展困境而采取的经济提振计划。一个谈赤字色变时代悄然间在中国的发展历程中划过惊鸿一撇，中国也藉此开启财政政策的转变之路。
既无外债，又无内债的缓冲期
新中国成立以后，一穷二白、百废待举，财政出现赤字是理所应当。但在1950-1978年的29年里，只有12个年度出现财政赤字，而且大多集中在“大跃进”时期和“文革”前后。其中，赤字最大的年份是1960年，赤字额约71.69亿元，而这一年正是中国历史上经济最困难的一年，三年自然灾害，又恰逢中苏关系恶化，中国从这一年开始偿还所欠苏联的债务，所以出现了巨额的财政赤字。
1975年1月13日，周总理在四届全国人大会议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同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动荡、通货膨胀的情况相反，我国财政收支平衡，既无外债，又无内债，物价稳定，人民生活逐步改善，社会主义建设欣欣向荣，蒸蒸日上”。
总而言之，1950-1978年的这一段时间内，虽然经济没有得到巨大发展，但也避免了遭受通货膨胀的危险，同时政府也没有给后代留下债务。这种“既无外债，又无内债”的财政政策，为后来的政府发债留有余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