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29年大萧条以来，美国金融监管架构在危机爆发后或金融体系发生显著变化时都会进行调整。如1999年，为顺应金融混业经营趋势，美国通过了《金融服务现代化法》，形成一种介于分业监管和统一监管之间的新的监管模式。2008年金融危机充分暴露了金融混业经营后美国在大型金融机构、对冲基金、衍生品市场、评级机构等方面的监管漏洞。为弥补监管漏洞，维护金融稳定，美国重新调整了美联储的职能，成立了金融稳定监管理事会、金融研究办公室、信用评级办公室、消费者金融保护署等机构，加强了对系统性风险、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场外衍生品市场监管的宏观审慎监管，对包括对冲基金、银行业务等在内的微观审慎监管，以及对金融消费者的保护。
次贷危机后美国金融监管框架的变革
加强对系统性风险的监管
新设的金融稳定监管理事会负责监控系统性风险，应对金融体系中的系统性威胁，维持金融秩序。同时，设立隶属于财政部的金融研究办公室，通过对金融问题的细致研究支持金融稳定监管理事会的工作。金融稳定监管理事会主席由财政部长担任，表决权会员由美联储主席、货币监理署署长、金融消费者保护局局长、证监会主席、联邦存款保险公司董事长、期监会主席、联邦住房金融局局长和国家信用合作社主席，以及一位由总统提名、参议院批准的保险专家独立会员共计九位要员担任；非表决权会员由金融研究办公室主任、金融保险办公室主任、州保险专员（从各州保险专员中选举产生）、州银行主管（从各州银行主管中选举产生）以及州证券专员（从各州证券专员中选举产生）构成，并担任咨询顾问。
加强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监管及危机应对
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是指业务规模大、业务复杂程度高、一旦发生危机事件会波及整个金融体系的金融机构。金融稳定监管理事会被授权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进行识别，美联储则被赋予统一对这些系统重要性机构实施监督的权力。根据美国新的监管规定，所有具有系统重要性的、相互关联的大型金融机构，包括银行及对冲基金、私募基金、保险和经销商等非银行金融机构在内，均被认定为一级金融控股公司。美联储在监管中对这些机构提出更高的资本金和流动性等监管标准要求，以增强其应对经济波动的能力。
对于出现问题的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多德-弗兰克法案》提供了有序清算制度。依照制度安排，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有权组建过桥金融机构，有序终结某些金融合约，在没有其他融资渠道的情况下提供短期流动性，进行债转股，并与国内外监管部门加强合作，最大程度降低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破产对市场的系统性冲击，确保纳税人不承担损失。
加强对场外衍生品市场和交易商的监管
对规模超过4500亿美元的场外衍生品市场实施更加严格的监管，包括对中央交易对手、清算中心、电子交易系统等的监管。要求所有标准的场外衍生品均通过一个中央交易对手进行清算，且弹性解释“标准”的范围。对非标合同，则要求交易方向托管机构提供信息。
美国原有的监管体系允许金融机构在没有充足资本保证的情况下销售针对某些风险的衍生产品，如资产抵押证券和其他一些更为复杂的不动产相关证券的衍生产品。缺乏充裕资本支持的金融机构和日益增加的财务杠杆率使得美国金融体系的抗风险能力大大下降。针对这一问题，美国新的金融监管制度对场外衍生品交易商和参与方提出了资本金和交易保证金的要求，对不采取标准合同、不通过中央交易对手进行结算的衍生品交易规定尤为严格。
进一步完善微观监管框架
美国主要从扩大监管范围和限制银行的高风险业务两个方面来完善微观审慎监管。一方面美国将对冲基金纳入了监管范围。在原有监管模式下，对冲基金很少受到监管。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要求资产价值在1亿美元以上的对冲基金报证券交易委员会登记，并开放账目接受更为详尽的审查。另一方面在银行业务方面适用了“沃克尔法则”。根据该法则，吸收存款的银行必须剥离各自的衍生品业务。这些业务不仅涉及新型金融衍生产品，还包括对冲基金等业务。禁止银行滥用抵押贷款和信用卡，并要求金融机构为投资者提供简单的金融产品，提高金融产品和服务的透明度和公平性。
更加注重对金融消费者和投资者的保护
根据《多德-弗兰克法案》，在美联储体系下创建旨在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的独立机构——金融保护署，授予强制收购权、强制执行权等权力，用以加强对金融消费者权益的保护。
在证券交易委员会下设立信用评级办公室，保障投资者利益。信用评级通常被认为是揭示信用风险的手段，但在此次金融危机中美国信用评级机构并未发挥出稳定金融市场的关键作用，反而推波助澜。该办公室职责在于通过对“全国认定的评级机构”监管，促进资本形成、维护市场公平和效率。此外，美国进一步规范金融机构的经营活动，提高信息透明度，以降低金融机构的“道德风险”，维护金融消费者和投资者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