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政治生态监测的研究，将会增强人们对政治生态问题的发现能力。政治生态与自然生态一样，稍不注意，就很容易受到污染，一旦污染了，就要付出很大的代价才能恢复。如同维护自然生态需要进行环境监测一样，政治生态的净化治理也要建立在对政治生态状况变动监测的基础之上，只有及时把握各种花样翻新的腐败现象及不良作风，才能采取有针对性的治理措施。以往发现政治生态问题的主要方式是通过各级党委的巡视巡查。巡视机构扮演着党委“钦差大臣”的角色，具有权威性、专业性，以自上而下的监督能够发现一些平常未被注意的问题。同时，巡视巡查期间群众举报通常会比平时踊跃，能够扩大案件线索来源。然而，单凭巡视巡查工作组成员个人的经验与能力所能发现的问题毕竟是有限的，群众举报也只是被动获得信息的渠道。如何通过政治生态监测获得更多有价值的信息？从国外对公共部门监测的实践来看，通过向公职人员发放问卷，了解公职人员对单位人事安排、决策民主化、预算使用、公共服务的公正公平性以及腐败容忍度的感受，有助于监测到单位政治生态中是否存在裙带关系、挪用公款等政治生态问题。问卷调查在政治生态监测中的作用不容小视，当前要结合中国情况，研究在巡视巡查工作中运用问卷调查了解公职人员对单位政治生态问题真实感受的操作性方案。新西兰反腐学者杰瑞米·波普指出：“经历和主观感受对于严格的分析来说都是有用的数据。不管是关于现在还是过去的议题的具体数据，对于反腐败战略来说，都是一件有力的武器。”⑩
政治生态净化机制有效性的研究，将会推动构建务实管用的政治生态治理体系。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环境，不仅需要彻底铲除腐败现象滋生的制度、体制和机制土壤，而且要构建起内容科学、程序严密、配套完备、有效管用的制度体系。体制机制改革和制度创新是促进政治生态不断改善的重要途径，当前要抓紧建立缺位的制度，尽快完善有局限的制度，持续改进不适宜的制度，坚决摒弃不合理不合法的制度。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陆续出台的反腐败法规制度上千件，然而，制度实施力弱一直是制约我国腐败治理的重要因素，也是反腐败理论研究中的难点问题。政治生态治理的研究，应当围绕机制创新为增强制度实施的有效性提供具有可操作性的方案。制度的有效性取决于制度建设的针对性，今后一段时期应当着力研究构建如下一些政治生态净化机制：为了达到以正压邪的目的，需要研究具有导向性的治理机制，例如，以廉洁价值观为导向的教育引导机制；规范领导者行为导向的履职负面清单评价管理机制、一把手党内生活率先揭短亮丑机制；选优驱劣的选人用人导向机制。为了突出治理重点，需要研究具有监测性的治理机制，例如，部门及岗位管理漏洞、腐败机会的定期诊断机制；单位内部规章定期清理机制等。为了落实治理责任，需要研究具有责任性的治理机制。例如，“带病提拔”问题倒查机制和违规用人纠错机制；将减少腐败存量、遏制腐败增量纳入党建工作述职评议考核机制；管理部门下达廉政风险清单—单位梳理任务清单—纪委开列监督清单的责任管理机制等。为了形成多方共治，需要研究具有参与性的治理机制。例如，落实《党员权利保障条例》的单位保障机制；批评与自我批评发言通过媒介公开的机制；发挥纪委在民主生活会上监督作用的机制；社会公众对国有单位在社会道德领域的问责机制等。为了深化治理功能，需要研究具有借鉴性的治理机制。例如，借鉴各地做法及经验，探索甄别有作为干部、不作为干部、失职渎职干部的单位机制；借鉴新加坡公职人员人人尽责的制度设计，研究公职人员如果知道同事违纪而不举报也以违纪行为论处机制的合法性及可行性。全面从严治党是循序渐进的治理过程，是治理者与治理对象不断提升博弈层次的过程，表现在治理机制设计上，需要以不断从严为导向、不断增强实施力为目标持续创新完善。因此，持续创新治理机制是公职人员从政环境不断得到净化的根本保证，也是一个可以拓展深化的研究领域。
【注释】
①张希贤：“论党的建设新阶段：全面从严治党”，《理论探索》，2015年第2期。
②王文杰：“浅谈领导干部的执政意识与担当精神”，《前线》，2015年第1期。
③张伯里：“牢牢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光明日报》，2015年2月15日。
④刘旭涛：“选人用人的新理念新方法”，《北京日报》，2014年7月7日。
⑤赵爱明：“为深化改革立好选人用人‘风向标’”，《党建》，2014年第1期。
⑥辛鸣：“制度哲学的时代回应与担当”，《人民日报》，2015年1月8日。
⑦邱炜煌：“政治生态山清水秀靠制度”，《天津日报》，2015年5月4日。
⑧洪浩：“全面从严治党需要关注的几个问题”，《学习时报》，2015年4月13日。
⑨王长江：“反腐需要加强制度设”，《人民日报》，2013年3月17日。
⑩［新西兰］杰瑞米·波普：《制约腐败—建构国家廉政体系》，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廉政研究室译，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03年，第4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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