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关于中国与全球治理体系互动关系的研究。中国所选择的改革开放、和平发展的渐进过程，从某种角度讲，就是中国逐步融入、参与、完善和构建现有国际制度体系的过程。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在对待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问题上，中国坚守站在发展中国家一边的立场，对现存的国际政治经济规则体系持批判态度。在进入到改革开放阶段之后，中国认识到自身在国际机制创设的基础和能力方面有诸多不足，在这种情况下，应客观看待那些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制定的国际规则体系，为我国的生存和发展争取到有利的国际环境。近年来中国对参与国际机制和国际组织表达了清晰的立场，国内政界学界“在与国际接轨”等方面已经形成广泛共识。在维护国家利益和坚持原则性立场的前提下，中国对于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态度实现了由“革命者”到“积极参与者”、“创建者”的角色转换。邢广程认为，中国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公共产品供给，是提高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的应有之义。胡键认为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是从学习、适应到融入的过程，其指出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的进程不仅受全球治理的价值、目标、工具、制度的制约，也受中国自身的国际角色定位和一系列外交理念的束缚，对于如何解决自身存在的障碍性因素给出了对策和建议。陈友骏认为，“中国梦”的提出以及中国全球经济治理观的输出，为中国经济的发展与国际经济体系的完善明确了的核心交汇点—改革创新，而改革创新的核心理念是中国治理国内与全球两个不同层级经济对象的同一精神纽带。曹亚斌从安全、经济、社会、环境4个维度，分析了中国在全球治理活动中的身份和角色变化。王金波认为，亚投行是现有国际金融体系、多边开发机构和国际发展议程的有益补充，也是中国主动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有益尝试，其分析了亚投行的工作重点、治理体系目标、运营模式的原则、规则与标准。赵庆寺认为，G20为中国提高全球能源治理领导力提供了重要契机和组织形式，除了加强国家能源治理之外，中国需要积极推进G20的改革，不断提高G20在全球能源治理中的决策效率与执行力。张红力立足金融专业视角，探讨了新时期下中国金融参与和引领全球治理变革的实现问题。
三是关于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相关具体议题研究。其中，全球气候变化治理、全球网络空间治理和“一带一路”倡议与全球治理关系是与中国有关而又为学者所重点关注的3个议题：中国在全球气候变化治理中的身份与角色研究。王学东通过分析世界众多的智库与学术评价机构公布的数据以及多项综合评价，认为中国在气候问题上所持的立场与积极政策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认同。薄燕通过分析中美在气候变化领域进行相互协作的意愿、内容、渠道后指出，中美双方对于新的全球气候协议的原则、规则和法律性质等方面存在分歧，产生分歧的重要原因是中美在责任和能力等方面的认知差异。曹慧比较了中国和欧盟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理念和行动，分析了双方之间存在的分歧以及合作前景。李慧明认为，制度碎片化和领导缺失已经成为影响全球气候治理成效的重要因素，全球气候治理制度碎片化沿着制度内和制度外两条轨道发展，这种特征使得国际领导的重要性更加凸显，以联合国气候制度为核心的绿色国际合作领导体制正在显现。中美在全球网络空间治理领域的互动研究。沈逸分析了大国围绕全球网络的指导原则之争，认为这种指导原则竞争折射的是如何看待主权国家在网络空间关键资源管理中的地位和作用，如何确立管理网络空间关键资源的实现方式。庄贵阳、周伟铎认为，全球互联网领域治理的“中国方案”把握了互联网高度全球化的根本特征，治理规则的制定、全球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网络安全和秩序的维护及各国网络主权的尊重四个方面是其核心要义和精髓所在。“一带一路”倡议与全球治理关系研究。王明国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本身包含了国际制度的合理诉求，如能把“一带一路”倡议落实为具体的国际制度与组织，不仅有助于减轻“一带一路”推进过程中面临的阻力，更重要的是可以打破美国施加的制度羁绊，进而推进全球治理结构的完善。马学礼认为，“一带一路”倡议可以被视作一种新型的区域经济合作模式，即在合作机制低制度化、经济规则低标准化、规则执行软约束化的条件下推动沿线各国走向深度一体化，并着重解决影响经济自由化的自然障碍。
在当前的国际体系中，中国的国际地位和话语权力已今非昔比，在此背景下，除了参与和遵守现有国际机制和国际秩序，中国应尽最大程度地提供国际机制的公共产品，而这其中的核心点便在于对现有的国际秩序，特别是国际经济秩序进行修正和创建，使之朝着符合发展中国家利益和构建国际和谐社会的方向发展。
外交政策和行为的复杂系统效应研究
从广义上讲，国际政治体系是复杂领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体系不同层次的组成单位不断产生互动，这些互动产生的结果具有可预测性/不可预测性、确定性/不确定性辩证统一的逻辑特征。主流的国际关系理论范式强调国际政治体系中互动行为进程及其结果的可还原性，旨在剥离纷繁复杂的国际体系表层现象并精简出通用的理论内核，以此来分析、解释和预测国际政治主体、国际政治行为、国际政治体系在历时性和共时性方面的演化机理和内在逻辑。不可否认，主流国际关系理论范式在观察和解释以稳定、均衡和线性为主要特征的因果关系方面具有生命力，但其在学理区域的霸权地位并不能掩盖一种可观察的国际政治科学事实：即对于国际体系中以非线性、自组织和涌现模式为主要特征的因果逻辑，主流国际理论范式缺乏应有的解释力。由于混沌性和不可确定性在国际政治体系的发展变化中是广泛存在的现象，因而以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等为代表的国际政治学人提出的复杂系统理论具有无疑开创性意义，创造性地实现了复杂系统科学研究范式在国际政治科学中的运用。然而，虽然学界提出运用复杂性科学研究范式来分析和解释国际政治系统的发展变化规律已有若干年时间，但到目前为止，运用复杂系统理论来观察、分析和解释中国外交政策和行为、中国与国际体系关系互动的研究成果相对稀少，而复杂理论和系统效应的相关研究在客观上又是非常需要的。
事实上，当前的中国外交政策和对外关系的实践中存在着大量的非线性因果关系和不确定性。以中国周边外交为例，关于采用复杂系统理论来分析、解释和评估中国的周边外交转型问题的必要性是显而易见的，如基于善意的战略意图（行为）为何会产生负向的非本意结果？在此背景下，探索运用复杂系统理论的思维方式和方法论来分析、解释和评估中国外交转型中的复杂性、混沌性和不可预测性，无疑具有积极的学理和实践意义，相关中国学者在此方面也进行了富有成效的研究。李少军强调了观念因素和复杂系统导致的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不确定性问题，认为国际关系研究既要运用排除其他因素的单一机制解释方法，又要考虑各种因素的综合影响。张旗从中国外交理念、人道主义干预规范和国家利益三个维度入手，分析了中国对冷战后人道主义干预问题的反映变化和行为逻辑。尹继武对于国际政治心理学研究的新进展作了一个基本评估，此外在专文中分析了战略匹配与中国外交的诚意信号表达之间的非线性逻辑关系。吴宇运用“嵌入—自主”模型分析了国家治理模式对群体性外交冲突处理的影响。卢凌宇、林敏娟介绍了外交决策分析的认识论和研究方法，强调了人（尤其是政治领袖）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对于国际关系的影响。
从总体看，2015～2016年的中国国际政治学研究紧紧围绕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紧跟时代潮流、热点焦点问题、中国与国际体系的互动进程，做出了丰富的成果。在理论创新方面，中国若干国际政治学者依托长期的学术积累，结合中国文化体系的思想精髓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特征，致力于提出有全球影响力的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在实践研究方面，除了从框架性议题、宏观性角度入手进行研究外，更加注重国际政治的微观层面、非确定性、复杂系统方面的研究。同时也应该注意到，在研究方法方面，虽然有更多的学者加强了对定量研究方法的运用，但质量高的科学实证研究成果相对较少；在研究主题方面，政策性热点焦点议题的分析相对较多，深层次的理论探讨相对较少，这些问题值得中国国际政治学界在以后的研究中进一步权衡和思考。
【注释】
①陈岳：《国际政治学概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3页。
②秦亚青：“构建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人民日报》，2016年2月15日。
③赵可金：“全球治理的中国智慧与角色担当”，《人民论坛》，2016年第2期。
④程同顺，邝利芬，孙迪：“美国政治学研究方法的最新进展—基于美国政治学三种期刊的研究（2001~2012）”，《政治学研究》，2015年第2期。
⑤漆海霞：“浅谈国际关系定量文章撰写”，《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9月17日。
⑥黄登学：“新‘冷战’：臆想抑或是现实？乌克兰危机背景下的俄美博弈透视”，《东北亚论坛》，2015年第3期。
⑦张宇燕：“中美关系中的经济因素”，《美国研究》，2015年第6期。
⑧“习近平在美国总统奥巴马举行的欢迎仪式上的致辞”，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5-09/26/c_111668441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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