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小本借贷。对难民中“志愿谋生缺乏资本”者，可进行贷款。凡救济难民事务处各县分处登记收容之难民，年满二十岁以上，因经营小本贸易或手工业，不分男女，均可向各该收容之县份申请贷款，“难民贷款每人以20元为限，携有眷属者每眷属一人可增贷5元”，“难民贷款免取利息”，这为愿意从事工商贸易的难民提供很大的帮助，对难民进行生产救济，以此抗战建国。
第三，难民组训。由难民组训委员会开展，主要内容是“政治训练、军事及生产技术训练，救护特务”等。其中包括“使战区及接近战区难民，以增加抗战力量而减少政府对难民之负担；使移居后方难民，积极参加生产工作，巩固后方秩序；使后方回籍难民，有抗战必胜、建国必成之信念，不做顺民，不为敌用，发挥个人或集体力量，摧毁敌人的侵略；难民组训之实施，应适应实际需要分别进行；难民组训工作务须与难民救济设施密切联系与配合等。
战时贵州难民救济特点及救济效果
难民救济的特点。战时贵州难民救济，作为抗战大后方难民救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存人保才”为救济之根本目的，以生产救济为救济之基本方法，同时重视社会各界力量和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因时制宜、因人制宜，形成了自身的救济特点：
第一，救济主体的多元化。难民问题是抗日战争时期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涉及到社会的各个层面，难民的救济需要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有传统的善堂、善会，还有各种教会如基督教会，抗战时期贵阳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做了大量慈善救济工作。还有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贵州分会、中国红十字会对战时难民的救济作出了很大贡献。
第二，救济方式的多元化。战时贵州难民的救济，除了暂时解决难民的食宿问题外，还争取解决难民长期的生活问题。如筹设工厂、农厂，移民垦殖，给难民介绍职业，向难民提供贷款，成立难民组训会等。
第三，救济具有慈善性质。战时贵州的难民救济，从参与救济的主体而言，如乐善堂、基督教会、战时儿童保育会等，他们工作的性质本身即是慈善。政府设置难民收容所，解决难民食宿问题；设置医疗救济防疫单位，解决难民的医疗救济问题；设工厂，介绍职业，发放贷款，解决难民长期的生活问题。都体现了战时救济的慈善性质，体现了政府对难民的慈善关怀。
第四，战时难民救济具有政治性质。战时的一切工作都以为取得战争胜利而服务为中心。抗战时期的难民救济，不再是平时的赈灾救济，是关乎政治发展、人心向背的重大问题，“我们除对难民进行输送、抚恤、教养等各种工作使蒙难同胞确能保证生存外，更应发挥‘政治救济’，以与敌人争人心向背，因以提早助成最后胜利”。
难民救济的效果。抗战时期，国民政府、贵州政府及社会各界开展的难民救济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产生了积极的效果。第一，解决了部分难民的基本生活问题。战时共救济难民七十多万，但实际数目远远在此之上。以湘桂战役之后的黔南各县的救济为例，据统计，1945年1月15日，龙里县救济的难胞共21700余人，共用经费135余万元；贵定县救济难胞20000余人，共支出救济费420余万元；马场坪救济难民40000余人，共用去经费530万元；都匀共救济难胞40000多人，共用去1560余万元。除了解决难民基本的生活问题外，战时的救济还为难民的生存创造了必要条件，如向难民提供小额贷款，提供了从事商贸的经济支持，介绍工作等。
第二，增强了抗战力量。战时的难民救济最根本的目的是增强抗战力量，以完成抗战建国的目标。首先，难民在得到救济后，本身就是一大抗战力量，且对政府、社会怀揣着感恩的心，加上对侵略者的痛恨，积极投身于抗日战争中去。其次，将难民安排到垦殖区或工厂，增加后方物资力量的供给，支援了前线。再次，增加了难民对政府的信心，相信抗战将是中方的胜利，这是支持抗战胜利的精神力量。
第三，培养了人才。这主要体现在对难童的救济上。抗战时期，难童是难民中受灾情况比较严重的特殊群体。战时儿童保育院贵州分会对儿童的教养，首先，救济了儿童的生命，保证了国家未来的存在；其次，对他们进行教育培养，培养他们的性格、生存能力，即是为国家培养人才，为抗战胜利后的建国做储备人才。另外，根据难民的兴趣及意愿为他们介绍工作，比如从事纺织、从事木铁工等，这都是在培养专门性人才，推动了战后的建国工作。
综上，战时贵州难民救济在救济政策的引导下，形成了救济主体多元化、救济方式多样化等特点，并以生产救济为根本之救济，取得了积极的救济效果。虽然存在救济范围有限，救济物资差及救济政策推行不力等诸多不足，但无论怎样，贵州的难民救济作为战时难民救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配合了国民政府的救济，有利于战时难民救济工作的顺利展开。另外，作为战时“抗战建国”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战时贵州难民救济实现了“存人保才”的目的，增强了抗战力量，培养了建国人才。
难民，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是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当今世界，虽然和平与发展是主流，但局部的动荡依然存在，难民现象依然存在。面对受灾受难的人民，政府应做的是完善救济机制，从而更好地救济难民。
（作者单位：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注释】
①秦孝仪：《革命文献》（第96辑），台北：国民党党史会，1983年，苏智良、毛剑锋、蔡亮等：《去大后方—中国抗战内迁实录》，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04页。
②③贵州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贵州省志·民政志》，北京：方志出版社，1997年，第201页。
④⑤⑥⑧⑨中共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贵州省档案局（馆）：《贵州省抗战损失调查》，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年，第640页。
⑦陈碧云：“难民与难民教育问题”，《教育杂志》，大成老旧刊全文数据库，1938年，第28期。
⑩王龙章：《战时难民救济问题》，北平：独立出版社，1940年，第107页。
筹设救济难民工厂计划：《贵州省档案馆馆藏档案》，全宗号M26，案卷号17，第17页。
本处收容及疏散难民工作计划纲要：《贵州省档案馆馆藏档案》，全宗号M26，案卷号15。
贵州省救济难民贷款办法：《贵州省档案馆馆藏档案》，全宗号M26，案卷号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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