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各学堂所秉持的教育宗旨，则为1906年5月清政府提出：“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德新的教育方针，并且以政府法令形式颁令全国。”⑨因此，在此种教育宗旨下，教学内容仍以“四书”、“五经”为重点，虽然有了自然科学课程，但因教材内容浅显，又无教学仪器设备，效果很差，陕南地区近代化教育发展极其缓慢。
学堂教学内容与方式。在清政府“按定区划，劝办小学，以期逐渐推广普及教育”政策指导下，改制后的学堂在课程设置、教学内容、上课方式上都发生巨大变化。初小的课程一般都设修养、读经、国文、地理、算术、体操6科，学制5年，入学者不经测试，适龄儿童均可入学。而高小在初小的基础上增加了中国历史、格致、图画3科（兴安府的旬阳县还加授手工等随意科），学制4年，初小毕业通过招生考试即可入学，毕业后学堂统一颁发毕业证书。学堂要求教师要引导学生学习，反对使用暴力等行为。在教学方法上要“以讲解为最要”，并提出“夏楚只可示威，不可轻施，尤以不用为最善。”⑩
学堂建设。清末的书院改学堂，基本都是在原有书院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在兴办近代教育过程中，陕南各地的传统教育资源得到了充分利用，书院、私塾、义学相继被改作学堂。而原属于书院的学田自然也就被改制后的学堂所继承，学田的收入成为维持学堂发展的重要经济来源。兴安知府金文同专门成立学务经费局拟定章程十条，用于兴办教育。还有部分的经费来自于私人捐赠，他们成为陕南地区书院建设的重要力量。还有部分士绅直接参与到学堂的建设之中，如“光绪三十四年（1908）安康绅士张继节，生员余德骏等在岭南书院旧址建初级小学堂，后成立为安康西岸高等小学堂。”因清政府没有固定的教育投资，学堂主要靠地方政府自己办学，经济落后的陕南地区教育经费的紧张，早期学堂发展举步维艰，学堂建设更是在中央政府的倡导下的一种地方自发行为。
书院改制催生下的新式学堂
清政府《壬寅学制》、《癸卯学制》的颁布，不仅促进了书院改学堂的实施，更促进了其他类型教育的发展。陕南的近代幼儿教育、师范教育、女子教育、职业教育也开始兴起。这些不同形式教育机制的创立和发展，丰富教育类型，形成了陕南地区近代较为完备的教育体系。
幼儿教育。陕南地区幼儿教育始于清雍正年间。据《汉中府志》载，郡守朱闲圣于雍正十二年（1734）捐资购地创办漏泽园，收儿童20名左右，其中1/4为孤儿，教以百家姓等课程，庙会、官绅捐资作为办园经费。清朝末年，清政府昭示各省、府、州、县设置蒙养学院，城内坊厢、乡镇设置蒙养学堂，并规定蒙养院或蒙养学堂分公立和私立，学制四年。清政府光绪年颁布的《奏定蒙养院章程及家庭教育法章程》，直接促进了幼儿教育的发展。光绪二十九年（1903），商州丹凤县崇正书院改为商州中学堂，内设蒙养学堂，聘邵荫堂任教习，招生授课。此后，其他地区也相继设立蒙养学堂，开展针对幼儿的启蒙教育。如1904年洛南县借峦庄罗汉洞设蒙养学堂；安康地区到1909年已建立起16所蒙养学堂。这些蒙养学堂虽属启蒙教育，但不少学生年龄较大，超出幼儿阶段，且教学不分年级，学无定制，教无定规，基本还是私塾性质。但总得来说，幼儿教育构成了陕南地区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师范教育。陕南地区师范教育起步较慢，“光绪二十九年（1903），清政府颁布的《奏定任用教员章程》规定：初等小学堂正副教员、高等小学堂正副教员，暂以师范传习生、简易师范生充选。”对学堂教员聘用的规范直接促进了师范教育的产生。1905年，商州中学堂增设商州师范传习所，后改为商州初级师范学堂，是陕南地区较早兴办的初等师范教育。1909年，汉中南郑县的汉南中等学堂附设初级师范学堂；1906年，旬阳县创办师范传习所，首开安康地区师范教育先河。到1907年，陕南地区师范学堂只有4所，学生人数不足一百人，且师范学堂多集中在各府地，县级只有石泉县建立有师范学堂。这种缓慢发展既表明当地对教师需求的明显不足，也说明了经济落后地区发展教育的艰难与不易。尽管如此，陕南地区师范类学堂的发展对于解决本地区教育教员之缺具有重要意义。
女子教育。1906年2月，慈禧面谕学部，振兴女学。1907年，学部拟订《女子师范学堂章程》及《女子小学堂章程》。女子学堂章程的颁布是中国女子学校教育的开始。其教育宗旨“以养成女之德操，与必备之知识技能，并留意使身体发育……”，并且规定入女子小学堂一律禁止缠足。陕南地区女子教育因此有所发展，兴安府办女学在1908年“镇坪县在县城设立承德女子小学堂一处，教授女红”，1909年，兴安府地区方已有5所女子小学堂。1910年，商州地区胡启虞在前‘蒙养学堂’地址设立‘商州女子初等小学堂’。”但受女学教育宗旨及本地区落后的社会环境制约，陕南地区女子教育发展很缓慢。虽然这些女学堂主要以教授女红等技艺为主，谈不上文化知识教育，但在当时落后的陕南也是一种开化与进步。
职业教育。在清政府推行新政和鼓励实业的刺激以及地方政府官员的大力支持下，陕南地区职业教育也得到了一定的发展。长期以来，陕南是传统以农业为主的农业社会，所谓的职业教育主要集中在蚕桑、农林等农业领域，“初等农业以‘教授农业最浅近之知识、技能，使毕业后能从事简易农业’为宗旨”，而工业方面的技能教育几乎空白，且主要集中在少数留坝、安康、紫阳、商州和南郑几个县区内。
清末陕南地区教育发展评价
清末陕南地区的教育发展是以书院改学堂为开端，总体与全国情形大体相同。自1901年起，陕南地区进行了书院改学堂建设，最终建立起了蒙养学堂、初级小学堂、高级小学堂、中学堂和实业教育学堂的教学机构。劝学所在各地相继建立，初步形成了近代教育行政机构；教育内容与教学形式也较之以前有了较大变化，在各级学堂课程内容中设置了自然科学等课程。这些都可视为陕南近代教育的开端。
总体而言，清末陕南各地的各类教育都有所发展，基本形成了由初级小学堂到中学堂的教育体系。但就其学校数量及学生人数来看，这种教育规模还比较小，远未达到教育普及的程度。同时，由于缺少相关教材和必要的实验器材，使得一些课程形同虚设。而在以培养“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通才为目的教育宗旨下，“四书”、“五经”仍占据相当比重的教书内容，不难看出传统教育对近代教育的拘佑。加之教学设备、教育经费、师资力量等自始至终的生存困扰因素，使得清末陕南地区的教育发展虽有一定进步，但更多表现为步履阑珊、举步维艰。
陕南地区教育近代化表现为以书院改学堂为契机，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建立起教育体系。近代化过程经历前后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从而表现出时间上的阶段性；各地区发展不均匀，在地域上表现出不均衡性；政府自上而下的方式推行使得内容上具有外部输入性，但同时又带有本地特色。陕南的教育近代化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尤其是书院改学堂，是陕南近代教育的基础。尽管由书院改为学堂后，还明显带有旧传统的痕迹，但这是传统教育向近代化教育转轨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现象。
（作者为延安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
【注释】
①安康地区志编纂委员会编：《安康地区志》，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101页。
②镇安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镇安县志》，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448页。
③商南县志编纂委员会编：《商南县志》，北京：作家出版社，1993年，第645页。
④⑦季啸风主编：《中国书院辞典》，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470页，第476页。
⑤陈谷嘉，邓洪波主编：《中国书院史资料》（下），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2489页。
⑥王炳照，郭齐家等编：《简明中国教育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273页。
⑧汉中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汉中地区志》，西安：三秦出版社，1995年，第1484页。
⑨金林祥主编：《中国教育制度通史》，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372页。
⑩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年，第426页。
安康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安康县志》，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654页。
陕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陕西省志·教育志》，西安：三秦出版社，2009年，第1101页。
朱有献：《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2辑）（下），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658页。
镇坪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镇坪县志》，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553页。
冯光裕：《续修商县志稿》（校勘点校本），商洛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2012年，第524页。
陈青之：《中国教育史》（下），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6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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