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思奇进一步分析了中国的问题，他指出：“一个不能否认的事实就是外力在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过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但不能由此得出结论：中国的发展完全不具备内在规律性。”“必须把中国社会内部的矛盾作为基础来说明中国历史发展的问题，研究这些外力是怎样通过内部进行传导发生影响，研究中国在这些外力的刺激和作用之下怎样发生自己的具有客观规律的矛盾和运动。……必须坚决贯彻以内因为基础的内外因统一论，仍然不可就此抛弃了社会科学的理论原则而陷入十七八世纪的机械论。”
艾思奇指出：叶青之流无视内在的推动力，特别夸大外因的作用，认为“全面由外力造成”中国社会革命的发展，民族解放的发展前途完全“受外力左右”，目的是反对中国沿着自己的道路进行革命，反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叶青的所谓“外烁论”的荒谬和错误是显而易见的。历史上任何思想传入到中国并且能够发挥作用，归根结底是因为中国有了接受这种思想的土壤。赫胥黎的进化论是这样，各种纷繁复杂的社会主义流派是这样，马克思主义也是这样。中国历史的发展过程也就是中国人对这些外来思想加以比较、用以实践、不断甄别的过程。人们常说“外来的和尚会念经”，倘若外来的和尚念的是歪理邪说，始终是要被历史和人民所抛弃。因此，叶青的思想是极其有害的，目的就是要反对中国共产党高举革命大旗，实现民族解放。
批判所谓“哲学消灭论”。除此之外，艾思奇还针对叶青其他许多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进行过深刻批判。
叶青还鼓吹过所谓“哲学消灭论”，他认为，宗教—哲学—科学是一个持续发展的过程，哲学离开宗教而独立存在，科学又离开哲学而独立存在，科学否定哲学，哲学便随之消灭。
艾思奇指出，认为哲学消灭了，企图用科学代替哲学，是非常荒谬的。“科学知识认识有限范围内事物的法则和规律，而哲学则研究最根本的最一般的最普遍的法则。”哲学并不能被科学取而代之，所谓的“哲学消灭论”完全错误。
这场论战一直持续到1936年，以叶青反辩证法谬论的彻底破产和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彻底胜利而告终。艾思奇在这场论战中，论证充分、思维缜密，起了很大作用，捍卫和宣传了唯物辩证法，促进了唯物辩证法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这场论战充分显示了艾思奇的才能，赢得了广泛的社会声誉。这次批判也为之后对叶青“中国特殊性”思想的驳斥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提出打下了坚实基础。
对叶青“中国特殊性”思想的批判
早在上海时期，艾思奇在批判马克思主义叛徒叶青的“外烁论”时，就已研究过“特殊性”问题；到了延安又进一步研究了这一问题，当时又遇反共声浪与叶青高唱的“把握特殊性”互相呼应，因此，他认为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有必要进一步批判叶青，深入阐发这个问题。
叶青否认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对中国国情的适用性，特别是坚持要看到中国的特殊性。艾思奇强调，马克思主义者并不否认中国的特殊性，并不是反对要从中国特殊性出发，“马克思主义者要坚持马恩关于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同时也要看到，由于各个国家和民族客观条件和基本国情的差异，这些规律在运用中有着各自不同的表现形式。所以，当我们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中国社会发展的时候，必须注意到中国的特殊性，从中国的国情出发。”
艾思奇用文章揭露了叶青玩弄的戏法，还在抗战前，叶青在一篇叫做《反读经中的问题》中说：“欧洲的历史是合规律的，中国则不然。”这就是他所说的中国特殊性。艾思奇指出：“只这一句话，已经充分证明，他的所谓把握中国特殊性，原来一贯地使用特殊名义，把完全丢掉一般科学规律，因此也就是拒绝用真正的科学方法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解决中国问题，这就证明，叶青的‘把握特殊’的所谓方法，与过去‘国粹’主义‘国情论’有着相同的本质和反动灵魂。”
文章进一步揭露说，所不同的只是在表现形式上，“‘国粹’主义或‘国情论’者是老老实实地把自己的保守的面目呈现出来，还坦白地表现着自己要维持旧中国秩序，拒绝先进文化思想的企图，这就是说，旧的反动思想言论，还能多少遵守言论界应有的道德，还敢于光明正大地把自己的要求正面地和进步思想对立起来。而最时髦最下流的叶青的反革命的思想，则是偷偷摸摸，窃取了许多新的名词章句，表面上装出‘科学’的形态，装出也能接受进步思想的样子，而在暗地里，在可以瞒过读者眼睛的地方，乘机把反科学反革命反民族的思想偷运进来。叶青也常常提到一般的规律，也在口头上常常提到一般规律的存在，这样先使读者模模糊糊以为他也并没有否认科学的规律性的样子，然而接着他就会开始来转弯说‘一般之中有特殊’，这里再一转，就由‘把握特殊’而根本丢弃一般了。叶青也讲马克思主义，并且自认为是卡尔的‘正统’的学生，而现在他又来转弯了，说马克思主义要实现中国化，就是要变更其形式，把原来的马克思主义完全舍弃。因此他认为：‘它必须改变其形式，有如一个新的与原来的完全不同属于中国的东西，这才能叫做中国化……’（《论中国学术化》，见《时代精神》创刊号）这样，原来是完全标榜马克思主义的，经过这么一化，就把马克思主义完全取代了！我们要注意，这正是叶青的一切‘变化’的基本的方法，无论他的一切言论行动，都可以作如是观！”
文章在论述了关于一般和个别相互联系之后，着重指出：“正是因为要把握特殊性，所以我们更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和基本原则，正是因为我们要把马克思主义实践到中国的特殊环境和国情中，所以我们就更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如列宁之所以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在帝国主义的特殊条件之下，是因为他没有舍弃马克思主义，反而最能够把握其基本方法和原则一样。”
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章指出：“在中国应用马克思主义并使之中国化，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基本原则和基本精神，用马恩所奠定了的科学方法论，来具体地客观地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和阶级关系，并以此来决定中国无产阶级在民族革命斗争的策略和方法。”
文章又说：“马克思主义者不仅要非常精通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而且要能在一定的具体环境条件下把马克思主义运用到实践中去。这里就包含了‘化’的含义，即包含‘创造’的含义。因此，所谓中国化决不是要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而是指能够坚决地实践马克思主义的立场。马克思主义者的创造是在基本的正确基础原则上新的理论和实践的创造，是‘给马克思主义这个总的理论宝库放进一些新贡献’。”艾思奇一针见血地指出：叶青的所谓“中国化”，“就是出卖自己的一切立场的修正主义的所谓‘创造’、变节主义的‘创造’和投降主义的‘创造’，也即是奴化（以‘特殊性’为理由而使中国奴化）主义的‘创造’！”艾思奇在批判叶青的谬论中，深刻地阐明了唯物辩证法中关于一般和特殊的关系，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真理性，特别是讲清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即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民族的形式相结合，要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指导下结合中国国情来研究中国问题，并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将马克思主义推向前进，指明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已经产生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这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具体革命实践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
余论
20世纪30、40年代的这场论战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作用巨大。我们从艾思奇对叶青的批判中，可以看出艾思奇极其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及努力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突出贡献，他有理有利有节地对叶青进行了彻底的清算和揭露，反映了党的理论工作者的应有气质和水平。通过这次论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念更加深入人心，为毛泽东思想在中共七大成为党的指导思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场论战也对我们今天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很多启示。我们要深刻地理解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努力同中国的社会现实相结合，同各种反对和抵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进行坚决地斗争，惟有如此，马克思主义才能充分地发挥生机和活力，为中国问题的解决提供理论依据。
（作者为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注释】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艾思奇：《艾思奇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12页，第114页，第114页，第303页，第307页，第307页，第310页，第324页，第325页，第325页，第326页，第328页，第477页，第477~478页，第477~478页，第480页，第480页，第4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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