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以实验室制度为例：研究实验室制度的历史可以上溯到1905年，由德裔美国物理学家查尔斯·普罗蒂厄斯·斯坦梅茨（Charles Roteus Soeinmetz）在纽约为通用电气公司设想而建立的。斯坦梅茨创立实验室的目的主要有两个：第一，把科学和技术组织起来进行有目的的创新；第二，让大型企业能够通过技术创新实现可持续发展。⑨随后，斯坦梅茨通过实行一些制度创新，推行了一些类似今天的“研究员”制度、跨学科合作、把目标分阶段实行并组织管理等当今已成为常规的学术制度，推动了通用电气公司的技术发展。在实验室建成10年之后，著名的贝尔实验室建立，IBM、杜邦等企业仿效建立了实验室，直接促成了杜邦公司的尼龙技术理论研究、IBM公司的计算机开关理论、计算机逻辑研究等日后会产生重大影响的技术研究的起步。德鲁克还认为，斯坦梅茨的这一创新，还导致出现了“没有墙壁的实验室”，这是美国对大型科技项目重大而独特的贡献。第一个此类实验室，名叫全国小儿麻痹症墓金会（出生缺陷基金会），出现于20世纪30年代初，由罗斯福总统的前法律合作者巴兹尔·奥康纳（Basil O'Connor）设计建立并管理。该项目持续了25年，以有序和规范的制度，把横跨五六个学科、遍布全美国十多个不同地区的科学研究工作结合到一起。每个科学家有独立自主的课题，同时又在统一指挥下围绕着同一个中心战略思想展开。这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一些庞大科研项目（如雷达实验室、林肯实验室）建立起了工作模式。
德鲁克制度创新思想对我国的启示
重视制度创新，充实创新能力。德鲁克认为，在未来社会中能够生存的公司必须拥有“领导改变的能力”以及打造熊彼特所主张的“创造性破坏”的能力，即创新的能力。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国际形势的变化，我国的社会经济形态逐渐呈现出“新常态”，经济增长的速度减缓，需要转变为创新驱动型的经济增长模式，德鲁克所预见到的情况也出现在我国政府的现实中，李克强总理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发表了2015政府工作报告，其中共4处提到要实现“创新驱动发展”，在文中多处强调创新的重要性。同时，政府工作报告在分析我国现状时亦指出，我国目前还是存在“创新能力不足”的问题，进行“体制创新”是当务之急。关于体制创新，德鲁克认为：“让传统劳动力有生产力的保障是体制，然而，在知识型组织中，让体制有生产力的却是每个员工的生产力。在传统劳动力中，员工为体制服务，但在知识型组织中，体制必须为员工服务。”⑩体制创新是制度创新的一个核心环节，体制是制度的外在表现，是制度的客观实体，把握好体制创新的重要性，对我国广大知识核心型、技术创新驱动型企业的健全发展是有重大意义的。
推广企业家精神，完善选拔激励机制。熊彼特和德鲁克的创新理论都认为，创新活动出现的原因在于企业家个人创新精神的推动。企业家与单纯追求财富的商人、资本投机者有很大差别，实现个人财富满足仅仅是他心中的次要追求，其根本愿望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所言的“个人价值实现”，也就是“企业家精神”的体现。我国步入市场经济以来，企业家一直都是相对稀缺的资源，企业家群体质量与数量，往往是衡量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程度的重要指标。因此，发达国家与大型跨国公司通常都倾向于往内部推广优秀企业家精神，社会也更多关注与选择重视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才。反观我国现状，企业选拔、评估人才的制度仍需要继续完善，片面强调论资排辈、仇富恨能、大指标小考核的现象还普遍存在。德鲁克写道：“我们需要保守主义的创新者。他们接受创新，为创新的风险和结果承担责任。在一个创新的时代，人们不应再问是否会发生变化或变化有多快，而只是争论变化应该是什么，以及它的目标和展开。”这种乐意迎接改变，锐意改变前行与开拓，抛开风险与结果的顾虑，坦诚地承担责任的精神，才是真正的企业家精神。
推广稳健有序经营，调整宏观社会结构。熊彼特的创新理论认为，社会经济结构的改变需要经历名为“创造性的破坏”的阶段，它推倒旧的产业，解放出空间给新产业进驻。但是熊彼特也在《经济发展理论》中指出，试图无限期地维持过时的行业当然没有必要，但试图设法避免它们一下子崩溃却是必要的。当影响的程度过大时，就将无法避免要陷入痛苦的社会动荡时期。德鲁克也有对最坏的情况做出过预言：“在发达国家里，由于劳动力的绝对短缺和体力劳动者的工资缺乏竞争力，传统的制造业将无法进行生产，人民的生活水平将迅速下降；而第三世界国家则可能会发生严重的社会动荡。不管是什么样的社会，不管它的政治或社会制度是什么，只要有40%至50%的年轻人找不到工作，都不可能维持下去。”
近年来，在我国出现了一种热衷于鼓吹片面的“新经济”的趋势，有些人认为我国的传统产业没有存在的价值，应该把所有人才和资金用于发展“新经济”，全部投入至信息产业，直接跨越漫长的成熟工业化阶段，这是一种脱离实际的认识。尽管在发达国家大规模高科技创新浪潮下，全球正酝酿着一轮漫长的、由成熟工业迅速过渡至发达信息经济、制造工业大量转变为全球服务经济的产业变革。然而，我们还是要深切地考虑到，即便是发达国家也需要在传统产业领域精心运营，让它们新兴产业紧密结合、互相促进，相得益彰。
从制度创新角度来看，“新经济”与“旧经济”的融合并非不可实现，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让两者的优点结合，经济发展才有坚实的基础和广阔的前景。现阶段，在传统经济结构的困境中寻求突破，进行结构调整不可避免，但最为合适的调整方式还应是“有秩序的大革命”，要充分利用好信息技术的作用，稳步转变那些关乎国计民生的传统产业的结构和质量，切忌舍本逐末，轻易抛弃技术含量不高的传统产业。倘若进退失据，一下子失去过多的传统产业，势必造成下岗失业现象、社会秩序的不稳和低收入人群的涌现。供求总量、供求结构的严重失衡，必将迫使背离“创造性破坏”的创新初衷。
结语
对于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的关系，德鲁克用树和林之间的关系做了一个恰当的比喻：见树不见林是很大的毛病，见林不见树也同样是大毛病。我们只能种一棵棵个别的树，只能砍一棵棵个别的树，但是，林是树的“生态”，没有这种整体环境，个别的树也无法存在。要使知识具有生产力，我们就一定要学习见林又见树，我们一定要学习“连贯”。在这个社会中，技术创新的过程就好比从树苗长成参天大树的过程一样，它需要周围的环境给予它生长的养分，而如何保护好所有的树，创造一个适合生长的环境就是制度创新的工作。我们需要全面兼顾地认识、实行创新，不能片面看待技术创新的进展，应把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进展有机结合，营造更有利于双方的环境。
（作者单位：湖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注释】
①黄欣荣，祝龙珠：“德鲁克论技术本质与技术创新”，《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0页。
②⑤［美］P·F·德鲁克：《已经发生的未来》，许志强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9年，第20~27页。
③那国毅：《百年德鲁克》，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0年，第162页。
④⑥［美］P·F·德鲁克：《创新与企业家精神》，蔡文燕译，海口：海南出版社，2000年，第19~338页。
⑦［美］P·F·德鲁克：《后资本主义社会》，张星岩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9年，第16页~155页。
⑧⑨［美］P·F·德鲁克：《管理前沿》，闾佳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9年，第56~249页。
⑩［美］P·F·德鲁克：《下一个社会的管理》，蔡文燕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9年，第42~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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