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公众具有较强的国家责任感，国家利益高于个人利益，愿意服从作为公民应尽的法律义务
公民公共责任意识维护的是一种政治道德，这种公共责任不涉及公民具体的经济、家庭等问题，它关注的是公民对整个政治共同体的权威性、合法性认同以及服从法律义务的道德义务和道德责任。因此，公民的公共责任首先表现为一种国家责任。
国家责任又首先表现为对于公共利益的维护，甚至在必要的时候能够牺牲私利维护公利。本次调查显示，73.1%的受访者认为“在国家利益面前，个人利益再大也是小的”，66.7%的受访者认同“只要是国家的事情，个人都应该义不容辞”。我国集体主义文化传统悠久，曾有研究表明在市场经济环境下我国公民的道德水平有所下滑，只追求个人利益而不顾集体和国家利益。然而，本次调查表明，当下我国公众的国家责任意识感较强，这可能得益于近年来我国国际地位的上升，中国国家形象的提升和爱国主义文化的传播。
公民身份决定了公民需要服从国家法律的统治，履行公民的道德职责，这首先表现为承诺纳税和服兵役的法律义务。本次调查显示，63.2%的受访者同意“纳税是为了给国家做贡献”，74.7%的受访者认为“服兵役是一个公民应尽的责任”。我国公众对于纳税问题的认同度相对其他问题较低。个人所得税改革在今年两会期间也成为一个热点话题，2016年3月7日，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在全国人大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表示“个人所得税改革正在提出方案”。纳税是每个公民对国家应尽的义务，国家也有义务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适时进行调整，保证国家财政在公开、透明的环境下运行，公民在纳税的同时也有权利监督政府对财政的使用。在公民履行义务的同时，给予公民相应的权利，使公民获得相应的自由，才能使义务和权利相互统一，促使公民更好地履行公共职责。
我国公众具有较高的公益精神，志愿者精神较强，体现出良好的环保意识
志愿者精神和环保意识都是现代公民文明素质的重要体现。志愿者精神体现了服务社会、贡献社会的利他精神，能在他人出现困难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志愿者精神是一种公益精神，表现了公民团结一致的情感，是维持人类社会存在的坚固的情感纽带。本次调查显示，76.7%的受访者表示“只要有机会，我会担当志愿者”，81.1%的受访者表示“人活着，就应为社会做点有益的事”。
近年来，我国NGO（非政府组织）与NPO（非盈利性组织）发展迅速，在公益服务、慈善活动、环境保护等领域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参与人数越来越多。民间和社会团体发起的基金会也呈现逐年增长的态势，有明星团体发起的“壹基金”“嫣然基金”，有企业发起的“腾讯基金会”“阿里巴巴基金会”，加上政府发起的“中国红十字基金会”“中国扶贫基金会”等，公益基金会日益为公众所熟悉和认同。调查显示，74.7%的受访者表示“给灾区、贫困地区捐款，我都愿意积极参加”。
调查显示我国公众具有良好的环保意识，有67.7%的受访者表示“我宁愿多花点钱，也愿意购买环保产品”。环保精神体现了公民保护共同环境的公共意识，是公民为了维护公共卫生环境履行的公民责任，体现了公民的公共美德。
我国公众具有较高的宽容意识，公共意识还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
宽容在现代社会是一种美德，它不仅可以维护公共领域的良性运转，还可以调和多元价值观，对于我国和谐社会的建设具有积极作用。本次调查显示，83.4%的受访者表示“即使是自己喜欢的事，也不能强迫别人接受”。全球化时代，中西方文化不仅进行着融合，也给民众带来了文化冲击。每个公民都有选择多元价值观的权利和自由，在人格上拥有同等的价值尊严，有选择自认为正确的信仰和生活方式的权利，对于异己的世界观和生活方式应给予宽容和尊重。
公共意识是责任意识的一种表现，是公民对自己作为参与国家政治经济活动的主体的一种心理认同，具有公共性。公民的公共意识表现为公民参与公共事务，通过理性、自由和公开的交际，同别人一起提出和讨论共同关心的重要社会问题，可以说没有参与就没有公民。然而，本次调查显示，有46.3%的受访者表示“在公共场合，多管闲事会惹麻烦”。可见，我国公民的公共意识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因此，完善法律法规制度，加强法治社会建设，增强法治社会秩序，维护和保障公民的权益应是当下推进依法治国的重要目标之一。
公共意识还表现为对于公共事务的参与性，本次调查显示，56.4%的受访者表示“为了社区的事务，我会主动提出建议或找相关部门交涉”，可见，我国公民的社会参与性仍具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公民参与对于形成“善治”具有重要而积极的作用。善治的本质特征就是政府与公民对于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是政府、国家与公民的良性互动。而只有积极的公民参与，公民的个人权利才能得到充分的实现，同时，公民参与还可以有效防止公权力的滥用，可以使公共决策更加科学民主，还能够促进社会生活的和谐与安定。如何提高公民的社会参与主动性，使更多的人自觉自愿地参与到公共事务中，是今后政府工作需要注意的重要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