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要以“一带一路”建设为统领，丰富对外开放内涵，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协同推进战略互信、投资经贸合作、人文交流，努力形成深度融合的互利合作格局，开创对外开放新局面。共创开放包容的人文交流新局面，构建官民并举、多方参与的人文交流机制，互办文化年、艺术节、电影节、博览会等活动，鼓励丰富多样的民间文化交流。除了国家层面的探索以外，民间外交在开放发展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与公共外交相比，民间外交更具灵活性和多样性，像我们熟知的“乒乓外交”“熊猫外交”都是民间外交的典型案例。作为民间外交的一种方式，友好城市起源于二战之后的欧洲，意在增进友谊、促进共同发展，在政治、经济、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环境保护和青少年交流等方面发挥作用。
2014年5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出席中国国际友好大会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成立60周年纪念活动时指出，“民间外交应该发挥优势作用，开拓更多交流渠道、创建更多合作平台，引导国外机构和优秀人才以各种方式参与中国现代化建设。要大力开展中国国际友好城市工作，促进中外地方政府交流，推动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合作共赢”。 这为我国国际友好城市建设指明了今后的前进方向和工作任务，通过友好城市关系实践，努力实现城市之间的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和合作共赢，为贯彻落实开放发展理念、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
友好城市缔结量在波动中递增
1973年6月，在周恩来总理的关心和支持下，天津市与日本神户市结为友好城市，这是我国建立的第一对国际友好城市关系。同年11月，上海市与日本横滨市建立了友好城市关系，日本这个近邻成为最先与我国建立友好城市关系的国家。从1973年天津市与日本神户市建立友好城市关系以来，我国已有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不包括台湾及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和460个城市与五大洲133个国家的495个省（州、县、大区、道等）和1517个城市建立了2289对友好城市（省州）关系。
从年度数据来看，自1973年与日本建立两座友好城市以来，1974年我国继续与日本建立了三对友好城市关系，分别是西安市与奈良市、上海市与大阪市以及西安市与京都市。随后的1975年至1977年，我国暂停与国外建立友好城市关系。1978年，江苏省南京市与日本名古屋市建立了友好城市关系，这也是当年的唯一一对友好城市。可以看出，随着中日关系邦交正常化，中日友好关系不仅反映在国家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城市之间的互通合作也逐渐加深，日本成为中国友好城市伙伴关系的先锋。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抉择，打开了中国开放的大门。开放的政策在外交成绩上得到了显著体现——1979年，我国共建成14对友好城市，国别覆盖了日本（8座）、澳大利亚（2座）、美国（2座）、意大利（1座）、荷兰（1座）等5个不同国家。之后，我国友好城市建设开始加快步伐，每年建成的友好城市关系以二位数的速度递增。2011年，新建成友好城市数量更是首次突破百位数，达到109对（见图1）。正如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赵可金所指出的，城市外交是全球化时代外交领域的一个新现象，从早期的国际姐妹城市到当下日益兴起的多边城市组织，城市外交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势头。尤其是随着中国快速崛起和城市化的深入，中国有越来越多的城市确立了世界城市战略或国际化大城市战略，城市外交成为支撑这一战略的重要载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