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这是中央文件中首次提出“智库”概念，是对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党和政府不断坚持和发展的“决策咨询制度”的进一步提升和完善。智库是现代社会的产物。在当代社会，智库对公共政策决策的影响越来越大，对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外交等决策的渗透越来越深，智库的社会地位也随之不断上升。一个国家的社会治理面对的问题越复杂，对智库的需求和依赖程度也就越高。为此，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成为了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助力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课题。
现代智库的兴起
智库是现代社会的产物。西方学术界将1884年成立的英国费边社、1907年成立的美国罗素·塞奇基金会、1908年成立的德国汉堡经济研究所分别认定为英国、美国、德国最早的智库。学者们一般把1916年成立的政治研究所（布鲁金斯学会的前身）视为现代智库的起源，认为它是第一个专门从事公共政策研究的独立组织。兰德公司则被认为是世界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智库机构。其实，20世纪初期是智库发展的起步阶段，这一时期产生了大量的政策研究机构，包括1910年的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1919年的胡佛研究所、1921年的对外关系委员会以及1927年的布鲁金斯学会。
一般认为，促使世界各国各类智库大发展的根本原因是决策的民主化和权力的知识化。具体可归纳为：第一，智库是人类处理日益复杂的社会问题的需要；第二，智库是政府决策科学化的需要；第三，智库是政府维护政治统治和社会秩序的需要；第四，智库是信息化社会发展的产物；第五，智库是科技进步推动的结果。
此外，智库的存在和发展需要几个条件：一是教育发达，可以提供智库所需人才；二是思想、媒体开放，信息公开、透明；三是政党博弈、政权更替采用和平方式，不在位的智能人才可以拥有另一种生存状态；四是各阶层人士知晓科学决策的复杂性和专业性，愿意使用“外脑”来处理某些问题；五是社会相关法制健全，可以保障智库的正当收益得以实现。从世界范围来看，智库大致经历了一个从服务军事战略到参与国际关系研究与外交决策，再到提供综合性研究服务的发展过程。
“智库（Think Tank）”一词最早出现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战争的需要，研究机构中大批专业技术人员参与到政府决策中，政府愈发认识到了工程师、物理学家、生物学家、统计学家等技术专家的知识和技术对政府决策的巨大助益。在此背景下，政府与智库签订合同，政府为智库提供大部分资金支持，智库在接受这些资金支持的同时，要帮助政府解决现实问题。在这一背景下，智库得到了快速发展。如1948年出现的兰德公司，起初只是道格拉斯飞机公司的一个附属部门，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成为一家独立的非营利性智库，政府为其提供资金，而兰德公司为政府提供战略性的决策分析。“兰德（Rand）”的名称就是英文研究与发展（research and develpoment）两个词的缩写。尽管政府依赖智库为其提供的专业知识，但政府同时也希望智库坚持自己的独立性，遵守严格的社会科学研究惯例。
到了20世纪60年代，社会问题变得更为复杂，政府决策对技术专家的依赖日益加重，智库的发展进入了繁荣时期。在这一时期，比较活跃的智库有“美国企业研究所”“胡佛研究所”“美国传统基金会”“当代研究所”“自由之家”“哈德森研究所”以及“教育事务研究所”等。智库拥有强大的专业资源，能够专注地进行中长期战略研究，这是疲于应付日常大量文案工作的政府部门所缺少的。技术专家趁此时机进一步扩大在政府决策中的影响力，到肯尼迪、约翰逊总统时期，这一智库发展趋势演化成了“技术专家治国”的局面。智库常常提出一些观点或者专家意见，形成推动解决公共问题的政策方案。在智库的推动下，“伟大社会”“向贫穷开战”等社会运动纷纷开展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