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智库建设中的问题及其应对
智库建设过程中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
定位不清晰，欠缺独立性。我国现有智库大部分是受政府资助的事业单位，智库的运作具有很强的“官本位”色彩。政策咨询服务往往向官方智库倾斜，民间智库很难进入政府的决策咨询领域。此外，存在智力依附的问题。目前对决策咨询的价值，还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相对西方国家形成了智力依附，按照人家思路去思考。一方面，由于西方已经建立起了话语霸权，很容易在思维方式上被这种话语霸权所格式化；另一方面，知识分子不甘于处于边缘地位，想挤进中心，其途径就是为国家当局提供智力服务。在此过程中，知识分子很可能就失去了自己的独立性，不是针对自己国家的独立性，而是针对中心国的独立性。
管理体制不健全。没有在制度层面上给决策咨询以准确定位，把科学决策、民主决策、广泛听取专家及社会各界意见落实下来。
能力欠缺。很多研究课题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质量、能力、水平、深度、前瞻性有待提升。智库服务被动，缺乏自主性、前瞻性。缺乏智库品牌和“拳头产品”。
沟通渠道不畅通。有些智库与政府需求没有有效衔接，咨询服务市场不发达，决策者与专家的信息不对称。
配套机制不完善，经费欠缺。依托学科的地位不明、职能不硬以及生存不易。
影响力不足。与国际著名智库相比，我国智库在贡献新思想、提供有创造性的政策方案方面还有很大的差距，国际化程度也不够。
解决问题的建议
建立、完善决策咨询的体制、机制。对政府的决策起到监督和咨询作用，需要建立健全准确的信息系统、权威卓越的专家系统、快速便捷的反馈系统、公正有效的监督评估系统。
理顺决策者和决策咨询机构的关系。领导是决策的主体，承担着责任，需要有对意见的识见能力。专家则要保持独立思考和自由表达，充当参谋和智囊的作用，既要帮忙又不能添乱；既要解决问题又不能越位；既要有正面加深的提议，也要能够用合理的方式提出参考意见。
政府要转移出部分职能，发挥社团的服务咨询功能，在政府和社会公众的利益之间找到边界。从政府管理部门分离出一些职能由行业协会或学术社团承担，如政策研究、决策咨询、数据统计、市场监管、评估、奖励与处罚等。明确职责、权力和义务，调动各方面积极性，鼓励社会公民参与决策过程，使一些有条件和资质的社团组织更多地发挥“智库”的功能，集中优势，统筹资源，整合多家社团组织的学科优势和合作资源，主动参与和推动有关城市治理、国家治理和创新发展等重大问题的研讨，打造多学科支撑的高层次的决策咨询的品牌。
对挂靠在政府部门下的事业单位性质的政策研究机构加以改革。这些机构隶属于政府部门，相对来说难以独立于这些部门利益进行研究，或者当其研究的观点与所属部门的利益不匹配时难以公开发表。而且，这些事业单位大都由于政府拨款有限，日常运行面临经费短缺的困难，它们一方面在体制之内运行，另一方面不得不采取市场化的方式来承接一些咨询项目，等等，这样实际上削弱了这些机构对重大政策问题的研究能力。对这些机构的改革可以通过分流的方式进行，其中一部分可以纳入政府部门，加强政府内部政策研究能力。一些有条件有品牌的政策研究机构可以与政府脱钩。政府应当对这类机构在一定的年限内保持部分资金支持，使其逐渐孵化成为相对独立的智库。
对有条件的高校内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进行改造。鼓励它们借鉴国内外成功模式（如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等），重新梳理与大学的关系，提高研究机构的自主性，争取社会各方资金捐助，形成依托大学的一流智库。
扶持一些基础好、有潜力的社团组织和民间智库。经过实践检验，使得一些大浪淘沙留下来的社团组织和民间智库具备了高速发展的潜力和希望。通过对社会上的智库进行筛选和招标的方式，让这些优秀的民间智库涌现出来，对其给予免税和其他优惠条件的支持，鼓励它们形成特色，成为中国智库发展的生力军。
培养智库人才。我国正在开展智库建设，但是，智库人才却是一个瓶颈。智库是在社会治理科学化的过程中生成的，是在公共政策成为基本的社会治理工具的条件下产生的独立于政府而开展政策分析和政策研究的非营利性学术机构。智库建设以及智库的研究成果对于公共部门的决策有着直接而广泛的影响，也使政策执行实现了科学化。我国经历了改革开放和社会治理科学化运动，正在把智库建设作为公共政策科学化的新的切入点。智库需要拥有专门的研究人才。智库所需要的研究人才既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也不是社会科学家，而是专门的公共政策技术人才。目前我国没有专门培养智库人才的机构，而智库发展又迫切需要这类人才。这就要求中国的高等教育需要承担起为智库发展培养人才的任务。中国的智库发展不是要造就一批“出点子”的“师爷”，而是应当培养出能够运用科学方法开展政策分析的专门人才，以适应智库的迫切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