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创统一战线工作新局面
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国统战工作的任务是：为全面开创统战工作的新局面而努力，加强统战理论政策的宣传和教育；抓紧落实各项统战政策，抓好党外人士的安排，加强知识分子工作；充分发挥人民政协的作用，放手让各民主党派和有关团体独立自主开展工作；进一步做好民族工作，加强宗教工作，开展对台湾和港澳的统战工作；加强统战部门的建设。⑪习仲勋尽一切可能出席各类统战工作会议，利用各种场合宣传指导统战工作，为开创统战工作新局面投入了大量精力。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对民主党派的领导是政治领导，即政治方向、政治原则和重大方针政策的领导。习仲勋指出，我们党坚决贯彻执行同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尊重各民主党派在宪法范围内的政治自由、组织独立和法律上的平等地位，支持各民主党派独立自主地开展各项工作和活动”。⑫他认为：“有关民主党派内部及其有关事务，切记由他们自己去调解，比我们出面干预要好得多，这就是改善党的作风的工作方法，也就是加强党的领导，真正加强党的领导。”⑬1983年3月，中央统战部向中央书记处反映某一党派内部存在一些不团结问题及中央统战部的处理意见，习仲勋批示：“做各民主党派工作的党员干部，凡事切忌陷入矛盾之中，更不能有所偏袒，只能居中公正地帮助他们调解纠纷，加强他们内部团结，这是一条基本原则，也就是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⑭
1984年11月27日，沿海开放城市和经济特区统战、政协工作座谈会在北京召开。习仲勋在讲话中指出：“统战、政协工作要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三大任务服务，为改革和开放服务。要探索新的途径，开拓新的工作领域。”他强调搞四化建设和改革开放，“要把政协、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侨联、台联等组织中的专门人才和仁人志士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他们是一支具有特殊作用的重要力量。沿海开放城市和经济特区是开放的前沿地带，是国际经济、技术和人员来往比较集中、比较频繁的地区，这为统战工作带来新的特点。他要求统战和政协部门适应新的转变，“要有特别高的觉悟，特别严格的纪律，特别好的风气，特别高的效率”。⑮
1986年2月27日，习仲勋在全国地方政协座谈会上，赞誉几年来各级政协发展很快，成绩很大，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他强调，今后政协要抓好五项工作：一是广泛、深入地进行宣传教育，提高干部和群众对人民政协重要作用的认识；二是充分发挥人民政协的职能，加强政治协商和民主监督；三是进一步发挥人民政协综合人才库的作用，为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四是继续做好落实统战、民族、宗教政策的工作；五是积极开展对“三胞”（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的联络交谊工作，大力开展人民外交活动。习仲勋在谈到统战工作的组织协调时指出：“要加强政协党组与统战部的密切合作。在组织上二者之间不存在谁领导谁的关系，但在工作上却又谁也离不开谁。”“要从做好统一战线工作这一共同目标出发，经常通气，加强交流，互相商谈，互相帮忙，分工合作，一致行动。”⑯
随着改革开放新时期阶级关系的根本变化和社会经济的发展进步，非党知识分子问题逐渐成为爱国统一战线的一个关键问题。由于“文化大革命”结束不久，思想领域“左”的影响仍然没有完全被清除，许多人存在一种误解，认为知识分子既然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是依靠力量，那非党知识分子自然也就不再是统战对象了。这种认识误区如果任由发展，势必造成统一战线的大收缩，并有可能对非党知识分子造成新的伤害。1982年11月4日，《光明日报》刊登的一篇编后语提出，将非党知识分子作为统战对象是不恰当的。这与胡耀邦在第十五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将非党知识分子列为十大统战对象之一的讲话发生矛盾，在社会上引起一定程度的思想混乱，在非党知识分子中影响尤其不好。中央统战部形成《对〈光明日报〉所载编后语的意见》，指出党外知识分子既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也是统战对象，党与党外知识分子存在党与非党联盟的统一战线关系。习仲勋当即批示，肯定统战部的正确意见，要求《光明日报》改正。为了统一思想认识，1983年中央统战部召开十省市统战理论座谈会，1985年又召开了全国统战理论工作会，对党的统战政策进行解释和澄清。随后中央统战部在给党中央的报告中指出：“统一战线的基本问题是工人阶级自身团结统一和同盟军问题。”习仲勋先后两次批转报告，同意此观点，这样就在原则上解决了关于工人阶级内部统一战线的争论问题。⑰习仲勋的三次批示，解决了新时期统一战线的一个关键问题，即非党知识分子的统一战线和工人阶级内部统一战线问题。这三个批示及时地澄清了误解，消除了思想混乱，从而避免了统一战线的收缩甚至倒退，对新时期爱国统一战线的巩固、扩大和统战理论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做好台湾同胞、港澳同胞、海外侨胞的工作，扩大爱国统一战线，实现港澳回归和两岸统一，是习仲勋非常关心、经常思考和认真研究的重要问题。他认为海外爱国统一战线有着广阔的天地，在对外开放的条件下，海外的统一战线工作已成为当务之急。为此，习仲勋主持召开会议，专门研究海外统一战线工作，邀请中宣部、外交部、侨办、台办、港澳办等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参加，让大家充分发表意见，集思广益，讨论形成文件，使海外统一战线工作在原有工作的基础上进一步活跃起来，并向广度和深度拓展。根据习仲勋的指示，及时成立了海外联谊会机构，加强了同港澳同胞、台湾同胞、海外侨胞的联系。在对台工作的实践中，习仲勋提出，统战工作、对台工作各部门都要做，不仅是统战部，外贸部、商业部、邮电部、外交部也有这个工作，大家共同来做才能做得好，要调动和发挥各方面积极性。1986年10月4日，全国侨联召开成立30周年纪念大会。习仲勋到会讲话，希望侨联组织“更加广泛地团结广大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为祖国四化建设贡献力量”，“按照‘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促进祖国和平统一”。⑱
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和习仲勋的关心指导下，我国统战工作的各个领域很快出现了千帆竞发的局面。以民主党派工作为例，到1985年6月，全国政协31名副主席中民主党派成员有13名，全国人大常委会19名副委员长中民主党派成员有7名，还有5000多名民主党派成员被选为各级人大代表，1.4万多名民主党派成员担任各级政协委员。各民主党派建立咨询服务机构1000多个，完成服务项目2万多项；办各类学校1200多所，短期培训班1万多期次；有6000多名民主党派成员参加智力支边活动，完成支边项目3000多项。各民主党派共接待“三胞”10多万人次，引进项目1600多项，邀请专家回大陆讲学1000多人次。民主党派成员被评为地、市以上劳动模范及先进工作者的有5万多人。⑲民主党派在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各领域日益活跃。
加强民族政策和民族团结教育，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
在改革开放不断深入的新形势下，民族工作如何跟进和创新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习仲勋经过调查研究，认为在干部群众特别是领导同志中，要树立正确的民族观，培养大批的民族工作干部，同时要大力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齐抓。
习仲勋认为民族工作“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要在全国人民中加强民族政策和民族团结的教育”⑳，“在各民族干部和群众中，经常地、深入地进行马克思主义民族观、民族政策、民族团结的教育，进行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维护祖国统一的教育”。【21】他重视总结民族政策和民族观教育的经验，提倡大力表彰为民族团结进步做出贡献的先进集体和个人，传播他们的先进事迹和经验。在习仲勋的倡导下，全国民族政策和民族观的教育活动蓬勃开展，创造了许多新鲜经验：经常性教育和集中教育相结合，重点加强对各级领导干部、知识界和青少年的教育；各级党校、大专院校、中小学校普遍开设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党的民族政策课程；把民族政策和民族观的教育同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深入开展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结合起来；定期或不定期地进行民族政策执行情况的大检查；广泛开展“民族团结宣传月”活动，表彰民族团结的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到1989年，全国26个省、市、区召开了民族团结表彰大会，数以万计的先进集体、先进个人受到表彰和奖励。
经济发展是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的基础。习仲勋对此认识十分明确：在新时期，“民族工作的中心任务是加快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促进各民族的共同繁荣。各地党委和政府要把经济工作放在各项工作的首位，一切工作要紧紧围绕着这个中心去进行”。【22】习仲勋提出，要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必须坚持对外开放，对内搞活，发展商品经济。少数民族可以越过一个或几个社会发展阶段过渡到社会主义，但是商品经济的发展却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要在少数民族地区实现经济现代化，必须补上这一课，这方面有很多工作可以做。同时，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坚持两个文明建设一齐抓，把治穷和致富结合起来。他强调，各级民族事务委员会要积极参与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工作，主要从研究发展少数民族经济的总体规划和解决实际问题两个方面去进行，并且要把解决实际问题放在重要位置。为此，他提出了四点意见：一是组织专家对某一个地方，比如一个县或一个地区的开发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制订规划和实施方案，并协助当地政府组织实施；二是就某一个地方的单项开发问题，从可行性研究到实施开发的全过程给予帮助，可以组织省里的研究所去搞，各民主党派也可以参加进来搞；三是帮助进行各种专业人才培训；四是为少数民族地区同先进地区的横向联系搭桥牵线，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要平等互助，少数民族与少数民族之间也要平等互助。
习仲勋十分熟悉少数民族地区的情况，对如何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经济考虑得十分周到。1986年11月1日，他在全国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扩大会议上说：“现在有些少数民族群众，连账也不会记。有的不知道什么是商品，还有只知道以货易货的。汉族同志不要去占人家的便宜，要去帮助他们。特别是做民族工作的同志，要为少数民族服务。”“要在多办实事，多解决实际问题上想点子，下工夫，使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得到较快的发展。要拿出一定时间到一个地方去，把那个地方的经济搞上去。到那个地方，首先要进行实地调查。调查是为了什么？为了决定政策，为了解决那个地方的实际问题。”“我国还有1800多万散居、杂居的少数民族人口，各地党委和政府在安排经济、文化建设和各项工作时，要想办法给予必要的帮助和照顾。就是要给一点偏食吃。”“对少数民族要多给一些帮助，多给一些照顾，使他们和当地的汉族一起富裕。”【23】
内蒙古自治区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第一个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省级地区。1987年是内蒙古自治区成立40年，中央决定派高规格的代表团参加庆典活动，代表团由乌兰夫任团长，习仲勋任副团长。7月31日，习仲勋在庆祝内蒙古自治区成立四十周年干部大会上，发表题为《推进内蒙古四化建设和各项改革事业》的讲话。他要求：“从内蒙古的实际出发，扬长避短，制定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对不同地区、不同产业，确定各自的具体发展方针，并把各种产业合理地组合起来，互相支援，互相促进，协调发展。”习仲勋认为，培养民族干部是实施《民族区域自治法》一个重要方面，在坚持干部“四化”的前提下，既要注意培养少数民族党政管理干部，又要注意培养多学科、多层次的专业技术人才，以适应经济文化事业发展的需要。习仲勋特别强调民族团结问题，他指出：“维护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是顺利进行四化建设，实行各民族共同发展繁荣，做好一切工作的前提和保证。”“要实事求是、慎重合理地处理民族关系方面的问题，坚持教育和疏导的方法，及时消除一切不利于民族团结的消极因素，努力造成一种友爱、信任、民主、和谐的环境和气氛，充分调动各族人民建设内蒙古的积极性。”【24】习仲勋在内蒙古活动期间的言行，始终围绕民族团结的主题，体现了党的统一战线工作领导者对民族问题深邃的认识和高超的领导艺术，在内蒙古各族人民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习仲勋对民族自治政策的深刻阐发和对民族地区工作的真知灼见，至今仍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