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已逝去，但他留下的钱学森之问仍在考问着当代中国人，同李约瑟难题一样，激励当代中国领导人为破解中国创新难题而不懈努力。
习近平毕业于中国顶尖学府清华大学，1975—1979年，他在清华大学化工系基本有机合成专业学习，1998—2002年，在清华大学人文社会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在职研究生班学习，获法学博士学位。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均有广泛涉猎的习近平，对于中国当今创新的窘况自然不陌生。
2014年6月9日，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七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二次院士大会上讲话时，习近平再一次深刻剖析了所谓的“李约瑟难题”：
“我一直在思考，为什么从明末清初开始，我国科技渐渐落伍了。有的学者研究表明，康熙曾经对西方科学技术很有兴趣，请了西方传教士给他讲西学，内容包括天文学、数学、地理学、动物学、解剖学、音乐，甚至包括哲学，光听讲解天文学的书就有100多本。是什么时候呢？学了多长时间呢？早期大概是1670年至1682年间，曾经连续两年零5个月不间断学习西学。时间不谓不早，学的不谓不多，但问题是当时虽然有人对西学感兴趣，也学了不少，却并没有让这些知识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起什么作用，大多是坐而论道、禁中清谈。1708年，清朝政府组织传教士们绘制中国地图，后用10年时间绘制了科学水平空前的《皇舆全览图》，走在了世界前列。但是，这样一个重要成果长期被作为密件收藏内府，社会上根本看不见，没有对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什么作用。反倒是参加测绘的西方传教士把资料带回了西方整理发表，使西方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内对我国地理的了解要超过中国人。这说明了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科学技术必须同社会发展相结合，学得再多，束之高阁，只是一种猎奇，只是一种雅兴，甚至当作奇技淫巧，那就不可能对现实社会产生作用。”
习近平纵览中国近代兴衰历史，他指出：“历史告诉我们一个真理：一个国家是否强大不能单就经济总量大小而定，一个民族是否强盛也不能单凭人口规模、领土幅员多寡而定。近代史上，我国落后挨打的根子之一就是科技落后。”
来自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报告指出，2011年，中国受理了超过52万件的专利申请，美国为50万件，日本34万件。中国继2010年超过日本后，2011年又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专利申请国。
这一数据让中国人感到自豪——过去100年里，在发明专利领域，排位第一的国家只有三个，美国、德国和日本。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能够迅速成为全球最大专利申请国，说明中国的科技潜力是非常可观的。
所以，下决心点燃科技创新的引擎，就成为习近平治国理政体系中不可或缺的决策。习近平就此指出：“多年来，中国一直存在着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不力、不顺、不畅的痼疾，其中一个重要症结就在于科技创新链条上存在着诸多体制机制关卡，创新和转化各个环节衔接不够紧密。就像接力赛一样，第一棒跑到了，下一棒没有人接，或者接了不知道往哪儿跑。”
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破除制约科技创新的思想障碍和制度藩篱，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推动科技和经济社会发展深度融合，打通从科技强到产业强、经济强、国家强的通道，以改革释放创新活力，加快建立健全中国国家创新体系，让一切创新源泉充分涌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