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能比理性对经济学更重要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论述人是以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为目的并积极从事经济活动的主体，这被后人归纳为“经济人”或“理性经济人”假设。经济人假设后来成为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假设甚至“公理”，理性经济人假设则更加强调各种严格限定的“最大化”理性甚至“完全理性”，并使其作为瓦尔拉斯一般均衡模型能够成立所必须的条件。但人们发现这些要求太过严格，于是有了关于“有限理性”的讨论。
经济人或理性经济人假设究竟在什么程度上决定了经济学的解释能力？经济学究竟在什么程度上对经济理性产生依赖？从前述人类继承处理时空关系的本能来看，经济人或理性经济人假设其实可以给出更加简单的理解：通过时空转换实现趋利避害，是宇宙万物包括人和组织生存、演进的基本表现，在自然界普遍存在的节约或阻力最小原则，也是经济人所必然遵循的本能。
经济学的理性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一个演绎性或抽象性的范畴，而更应该从归纳或描述性角度去理解。我们所看到并赞许的只是那些能够生存下来、并在某种意义上达到成功的生命体。仅从统计学的意义得不出非理性的解释，因为失败者之所以失败往往只是由于其判断存在局限性，并不是因为不理性。从这个意义上看，经济学与生物学有着惊人的相似性，经济学非常需要借鉴其他学科的成果以深化对人的认识。
生理学和心理学将个体人的意识区分为“显意识”和“原意识”，其中显意识是指个体人生活在人类群体所受到教育的结果，原意识则指人体由动物进化而来的适合人类个体生存的基本感知。借用这种对意识的分类，我们也可从理性与本能两个层次去理解经济人假设：经济理性包括完全理性的假设对经济学分析是需要的，瓦尔拉斯一般均衡条件对于解释世界来说也许必不可少；但现实社会只需要人们自觉履行最低限度的本能——趋利避害就可以解释。尤其是系统的思维能力在人类的种种能力中，显然是较晚才发展起来的，但经济学也应该能解释早期人类的行为。
理性与本能存在重大差异。如果理性选择意味着在多种可能的条件下经过充分计算比较而得到最优决策，本能反应则意味着在紧急情况出现时机体不经思考就能即刻应对以趋利避害，在不紧急情况下机体也能够自发地以最有利自己的方式应对。在很多情况下起决定性作用的其实并不是完全理性与充分选择，而是基本本能与直觉反应。人类本身之所以能够进化为人，主要也是依靠一代代延续和传承的优质基因。阿尔钦认为，由于不确定性无所不在，因此现实经济中的成功者不可能按照所谓完全理性的最大化原则行事，只有那些能够通过试错和模仿实现正收益的主体才能适应环境的选择，而未实现者只能消失。
目前经济学太过强调人的完全理性，明显忽视人的本能，以至于过度贬低“动物性”。例如，凯恩斯意识到人类行为中包括动物本能，但却主要将其用于解释人类行为中“非理性”的表现，大体上成为贬义用语。乔治·阿克洛夫和罗伯特·席勒2009年在《动物精神》一书中也批评了经济学过度依赖经济理性的局限性，强调只有充分重视人类动物精神，才可能找到解决经济问题的办法。但这两位诺奖得主书中的“动物精神”还是与“理性的经济动机”相对，更多体现人们由于冲动或从众心理引发经济不稳定和异常波动。可见很多经济学家仍旧把人的本能与经济理性对立起来。实际上哲学家桑塔亚纳定义动物精神（animal spirit）是“一种觉察不到的认知能量，其本质是直觉”，可惜这一概念没有被进一步解释为经济人假设的一部分。
其实并不是基于完全理性的行为就一定意味着正确，基于本能或动物精神的行为就必然意味着不理性和犯错误。任何人类行为都会有局限性，成败往往并非取决于行为的理性程度，而是取决于趋利避害的时空尺度是否得当。人类也不该随意蔑视“动物精神”，能够成功凭借趋利避害本能的那些物种无疑将比人类更长久地在地球上存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