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语：亚当·斯密在其《国富论》中研究经济世界的出发点是利己主义，而在另一本同样甚至是更重要的著作《道德情操论》中研究社会的出发点却是同情心和关心他人。人们觉得在理论上自私的“经济人”假设似乎很难与强调利他的“社会人”统一起来。其实，自然人的基因既包括经济性，也包括社会性。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所要阐明的，是具有利己主义本性的个人如何控制自己的感情和行为，从而在一个有必要建立行为规则的社会中正常活动。他在《国富论》中建立的经济理论体系，也是以其在《道德情操论》中的这些论述为前提的。
趋利避害是人类源于自然界的时空本能
人类历史只是自然界长期演变和进化历史的一个短暂瞬间。人类历史不过几百万年，但地球上出现生物可能已超过20亿年，宇宙历史更长达140亿年。早期人类所具有的采摘、捕猎、储存、建房、繁育、合作等技能其他动物都已具备，甚至使用工具都不是人类独有的能力。从微生物到动植物，都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筛选出应对严酷生存竞争的时空能力，并一代代传承下来。即便是无机界的运动规律，也同样在生物界的习性与本能上留下了决定性痕迹。也就是说，人类很大一部分基本能力或本能是从自然界继承发展而来。
在所遵从的自然与社会规律、处理的时空关系、秩序的建立与维护、能量与信息传递和交通与通信等方面，人类相对于动物和动物相对于非生物的功能虽然都有增加和深化，但也都从较低层次物质运动得到基本关系与适应能力的传承，所体现的基本时空原理也从阻抗最小、场力平衡、适者生存、族群共生，通过趋利避害、优胜劣汰，再进化到在更大尺度内实现社会与环境的趋利避害均衡。人的本能大都来自祖先，在漫长时期中已进化出各种趋利避害的时空转化生存本能。
也就是说，人类从自然界所继承的核心本能，主要就是为实现趋利避害而争取于己有利的时空平衡。只有生存下来的才能进化，虽然还可以继续改善，但我们所继承的已经主要是优胜者的基因。这种在漫长时期的演进中通过筛选得以遗传和强化的时空协调能力，是人类有幸获得的最有价值并须臾不可或缺的基因。以最小成本实现时空平衡显然也应该成为我们理解世界的基础，而且关于人的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也不能违背大自然的法则。
由此，海尔特·弗尔迈耶提出自然就是一部经济史，提出经济体系的基本运作过程，包括竞争、合作、选择、适应以及生物体与环境之间的反馈，可以应用到所有的类似体系，小到细胞，大到人类社会、整个生物圈和非生命体。也就是说，经济体并不仅局限于人类，用于研究人类行为的经济学，其基本原理所刻画的东西实际上一直支配着宇宙和所有生物进化并导致人的形成。经济学的那些重要原理就像物理学和化学的基本原理一样，是从不同角度刻画大自然的基本运行规律，用于解释人类行为的那些经济学原则，与解释自然界的科学原理在根本逻辑上是相通的。
本能比理性对经济学更重要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论述人是以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为目的并积极从事经济活动的主体，这被后人归纳为“经济人”或“理性经济人”假设。经济人假设后来成为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假设甚至“公理”，理性经济人假设则更加强调各种严格限定的“最大化”理性甚至“完全理性”，并使其作为瓦尔拉斯一般均衡模型能够成立所必须的条件。但人们发现这些要求太过严格，于是有了关于“有限理性”的讨论。
经济人或理性经济人假设究竟在什么程度上决定了经济学的解释能力？经济学究竟在什么程度上对经济理性产生依赖？从前述人类继承处理时空关系的本能来看，经济人或理性经济人假设其实可以给出更加简单的理解：通过时空转换实现趋利避害，是宇宙万物包括人和组织生存、演进的基本表现，在自然界普遍存在的节约或阻力最小原则，也是经济人所必然遵循的本能。
经济学的理性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一个演绎性或抽象性的范畴，而更应该从归纳或描述性角度去理解。我们所看到并赞许的只是那些能够生存下来、并在某种意义上达到成功的生命体。仅从统计学的意义得不出非理性的解释，因为失败者之所以失败往往只是由于其判断存在局限性，并不是因为不理性。从这个意义上看，经济学与生物学有着惊人的相似性，经济学非常需要借鉴其他学科的成果以深化对人的认识。
生理学和心理学将个体人的意识区分为“显意识”和“原意识”，其中显意识是指个体人生活在人类群体所受到教育的结果，原意识则指人体由动物进化而来的适合人类个体生存的基本感知。借用这种对意识的分类，我们也可从理性与本能两个层次去理解经济人假设：经济理性包括完全理性的假设对经济学分析是需要的，瓦尔拉斯一般均衡条件对于解释世界来说也许必不可少；但现实社会只需要人们自觉履行最低限度的本能——趋利避害就可以解释。尤其是系统的思维能力在人类的种种能力中，显然是较晚才发展起来的，但经济学也应该能解释早期人类的行为。
理性与本能存在重大差异。如果理性选择意味着在多种可能的条件下经过充分计算比较而得到最优决策，本能反应则意味着在紧急情况出现时机体不经思考就能即刻应对以趋利避害，在不紧急情况下机体也能够自发地以最有利自己的方式应对。在很多情况下起决定性作用的其实并不是完全理性与充分选择，而是基本本能与直觉反应。人类本身之所以能够进化为人，主要也是依靠一代代延续和传承的优质基因。阿尔钦认为，由于不确定性无所不在，因此现实经济中的成功者不可能按照所谓完全理性的最大化原则行事，只有那些能够通过试错和模仿实现正收益的主体才能适应环境的选择，而未实现者只能消失。
目前经济学太过强调人的完全理性，明显忽视人的本能，以至于过度贬低“动物性”。例如，凯恩斯意识到人类行为中包括动物本能，但却主要将其用于解释人类行为中“非理性”的表现，大体上成为贬义用语。乔治·阿克洛夫和罗伯特·席勒2009年在《动物精神》一书中也批评了经济学过度依赖经济理性的局限性，强调只有充分重视人类动物精神，才可能找到解决经济问题的办法。但这两位诺奖得主书中的“动物精神”还是与“理性的经济动机”相对，更多体现人们由于冲动或从众心理引发经济不稳定和异常波动。可见很多经济学家仍旧把人的本能与经济理性对立起来。实际上哲学家桑塔亚纳定义动物精神（animal spirit）是“一种觉察不到的认知能量，其本质是直觉”，可惜这一概念没有被进一步解释为经济人假设的一部分。
其实并不是基于完全理性的行为就一定意味着正确，基于本能或动物精神的行为就必然意味着不理性和犯错误。任何人类行为都会有局限性，成败往往并非取决于行为的理性程度，而是取决于趋利避害的时空尺度是否得当。人类也不该随意蔑视“动物精神”，能够成功凭借趋利避害本能的那些物种无疑将比人类更长久地在地球上存续。
社会人是时空尺度放大的经济人
至于如何认识“斯密悖论”，其实如果不把经济人假设仅限于利己自私，而是着眼于本文趋利避害的解释框架，就可以较好地说明人类利己与利他的关系。
从最简单的处理生存时空关系趋利避害的本能与逻辑出发，我们也能将其推导到与人类、自然界以至整个宇宙的正常运行所需要的各类基本平衡、秩序与规则、可持续等概念，因为它们同样是各界主体在无意识、下意识甚至无生命状态下需要遵守的基本原则。无疑地，生物的社会性实际上是在相应时空尺度上趋利避害的本能属性，因为各种动植物为生存常常必须互利合作。人类是社会性最强的动物，因此一定程度的社会性当然也是人的本能。弱肉强食只是人类从生物界继承的一部分本能，合作共赢则是更体现社会化和成熟度的本能。
从实现自我价值角度看，自私与自利并不是完全相同的概念，自私意味着一味逐利，而自利意味着趋利避害。从二者的外部影响看，自私可以分为为了利己而损人（特别是侵害同类）和利己但不损人两类情况，自利则通常分为利己不损人、利己又利人和能在更大尺度上有环境意识三类表现，自利在小尺度上的利己不损人与自私的后一种表现类同。从社会化程度和时空尺度看，损人利己的完全自私只能在从家庭到较小部族的尺度上实现平衡，例如进化史上一些曾经强悍的食人族都未能延续下来；利己不损人和利己又利人就可以在民族、国家和人类的尺度上实现社会平衡并维持兴旺；而能在环境意识上利他则更有利于实现人类与环境和谐的可持续状态。人的社会性本能也源自最基本的趋利避害本能，是放大了的经济本能，因为从长远来看损人并不利己，互利共赢才是真正的生存之道。
显然，作为自然人的基因既包括经济性，也包括社会性。亚当·斯密在其《道德情操论》中所要阐明的，是具有利己主义本性的个人如何控制自己的感情和行为，从而在一个有必要建立行为规则的社会中正常活动。他在《国富论》中建立的经济理论体系，也是以其在《道德情操论》中的这些论述为前提的。斯密在论述通过看不见的手达到社会经济平衡的同时，也论述了在社会政治平衡方面也存在一只看不见的手，即社会规范的思想。
看不见的手是一种从利己出发的活动调节，从而使私利与公益相协调的力量。这种力量在经济活动中表现为经济规律，在政治生活中则表现为社会规范，其作用是实现经济均衡与社会均衡。斯密实际上曾希望建立一个更庞大的理论体系，以全面解释人类在无限宇宙中的生存过程、人类社会的运行机制以及同时作为自然人和社会人的人的本性与社会形态。责难斯密有矛盾，实际上不仅割裂了其两部经典著作之间的有机联系，而且曲解了他的学术思想体系。粗放的经济学只能用于解释单纯的经济人，而成熟的经济学则必须同时解释经济人和社会人。
人类的社会性还体现在从根本上提升了市场交易的效率，这与其他动物主要通过强暴权力维持秩序的行为不同。市场活动是经济主体在平等基础上进行的权利交易活动，市场关系强调行为主体的经济主权。市场活动与市场关系使人类通过契约实现互利，才使人类能够在地球上创造史无前例的奇迹。将市场看作是一种根据其自身的逻辑而存在的社会结构，而不是仅把它看作是简单的交换机制，才是切中实质。
（荣朝和，作者单位：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