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提升城镇化质量，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国家制定了新型城镇化规划，提出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稳定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覆盖全部常住人口，改进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增强小城镇服务功能，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使全体居民共享现代化建设成果。作为博鳌亚洲论坛会址所在地，海南省琼海市坚持以生态为重，以特色小镇作为连接城乡的支点和平台，探索了一条依托次级城市建设、推进城乡协调发展的新路子。本文通过梳理城乡关系的代表性理论，厘清城乡协调发展的基本路径，进而对琼海市新型城镇化经验进行案例分析，提出中小城市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基本思路。
城乡关系的代表性理论
近年来，城乡关系一直是国内学术界的热点议题之一，包括公共管理学、经济学、社会学、地理学等多个学科都积极参与讨论。城乡关系的实际格局受制于一定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同时也是政府干预和一系列制度安排的结果。根据政府干预的态度及基本的价值取向，可以区分出几种代表性的城乡关系理论。
自然发展论
这是一种去除政府干预和制度因素的城乡关系理论，它强调分工的作用，认为城乡关系是市场力量自发形成的一种自然秩序。亚当•斯密较早论述了城乡关系的自然秩序，认为“设使人为制度不扰乱事物的自然倾向，那就无论在什么政治社会里，城镇财富的增长与规模的扩大，都是乡村耕作及改良事业发展的结果，而且按照乡村耕作及改良事业发展的比例而增长扩大”。继亚当•斯密之后，冯•杜能的区位理论、阿尔弗雷德•韦伯的工业区位理论、瓦尔特•克里斯泰勒的中心地理论，进一步论述了城乡产业和城镇布局的规律。自然发展论者认为，城乡关系存在着一种客观规律，即城镇发展取决于农业生产的盈余，同时，城镇为农业地区提供零售和服务职能。如果遵循这种自然秩序，城镇的增设与乡村和农业发展保持合适的比例关系，城乡关系就处于健康状态；反之，城乡关系就处于疾病状态。
城市偏向论
该理论在城乡发展中引入政府干预因素，力求通过制度和政策手段促进经济增长、提升经济效率。法国经济学家弗朗索瓦•佩鲁提出“增长极”理论，认为区域经济增长并非同时出现在所有地方，它通常是由一个或数个“增长中心”带动，并逐渐向其他地区传导。根据增长极理论，区域经济发展分为离散、极化、扩散、一体化等阶段。在发展的初期，区域经济以极化效应为主，表现为资金、技术、人才等生产要素向城市聚集；到了后期，经济增长的扩散效应增强，生产要素开始从增长极向外围转移。根据增长极理论，落后地区可通过自上而下的途径，加大对城市的投资，促进增长极发展。美国经济学家约翰•弗里德曼提出“核心—边缘”理论，进一步论述了城乡关系的不对等状态，认为创新和发展通常起源于区域内少量的“核心区”，创新由核心区向外围的边缘地区扩张，边缘地区依附于核心区获得发展。
乡村偏向论
乡村偏向论也倡导政府介入城乡发展，但将乡村发展置于优先考虑。城市偏向论在促进经济增长上具有显著优势，但它将乡村置于依附地位，导致城乡差距扩大化。为批判这种以城市为中心的发展理念，美国学者迈克尔•利普顿提出城乡关系的不平等是乡村贫困的根源，它通过政治权力和政策手段，使社会资源不合理地流入城市。鉴于此，一些研究者提出乡村偏向的空间发展思路，主张政府增加对乡村的投资，改进乡村物质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完善交通通讯条件，加强乡村自然资源开发，引入城镇化生活方式，把乡村聚落转型为乡村城镇或“田野中的城市”（city-in-the-fields）。乡村偏向发展战略阻断了城市对农村的辐射和带动作用，它只能满足乡村居民的基本需求，难以从根本上提高其需求满足水平。
协调发展论
这是一种兼顾效率与公平的城乡关系理论。市场机制和自然秩序在效率上具有优势，但却会导致城乡差距。为维护社会公平，一些研究者提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协调发展思路，即通过政策手段调节城乡发展，发挥城市经济的效率优势，同时对农村发展给予必要的支持，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优化城镇空间布局，加快小城镇发展，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覆盖全部常住人口，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新型城乡关系，使全体居民都能共享城镇化与工业化、信息化的成果。从价值导向看，城乡协调发展既要发挥城市经济的效率优势，同时也要保障农村地区拥有平等的发展权利，满足“三农”发展的基本公共服务需求。城乡协调发展的根本在于，优化城镇化布局和形态，有重点地发展小城镇，完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发挥其作为连接城乡的支点和平台作用，以重点镇为依托稳步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覆盖广大农村居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