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分配正义的不同声音
现代理论中，无论哪一种流派，都公认人的基本权利是平等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已成为人们的共识。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美国《独立宣言》表述“人类是生而平等的”，可以说，人人平等，也是现代人类社会公认的价值。当代政治哲学的流派中，以罗尔斯、诺齐克（二者处于自由主义的两端）为代表的自由主义关注公平，功利主义关注福利最大化，桑德尔等社群主义关注共同体的维护，柯亨等分析马克思主义学派关注社会主义的进步与道德，等等。总之，尽管给出的理由不尽相同，但当代政治哲学的主要派别都是反对不平等、赞同平等的。现实中存在多种不平等，产生不平等的原因有很多，如前文提到的家庭出身、自身努力、天赋、机遇等因素，分配正义针对的就是现实中的不平等问题。但对于现存哪些不平等需要分配正义来纠正，存在不同的声音。
运气、天赋、家庭出身非个人能选择，由此带来的相关利益是不正当的，需要分配正义进行纠正
人们出生在怎样的家庭，有着怎样的天赋，是偶然的。一个人无法选择自己的出身，例如无法选择生在城市或是农村、聪明还是不聪明等，因此，家庭出身良好和天赋优越，并非人自己可以选择，也就不是人应该得到的；同样，家庭出身不好和天赋不好，也不是个人选择的，也不是人应该得到的。这些外部条件都无关于个人的选择和行为，而是一种柯亨所言的原生运气（Brute luck）。因此，这些家庭出身和自然禀赋的因素导致某些人获得的更多，而某些人获得的很少，由此产生的不平等，是不正义的。举例来说，目前在中国，出生在城市和农村存在很大区别，出生在城市的孩子，特别是大都市的孩子，其享受的资源、环境（如教育资源、物质条件、文化环境等）要远远优于农村特别是偏远山区出生的孩子，而前者未来也会有更高的社会地位和收入，这些家庭出身的原因甚至可能会影响孩子的一生，孩子一出生便成为劣势者，是没有道理的。也正因此，有学者认为拥有更好的家庭出身或者天赋，持有这些优势从而获利更多者应该对劣势者给予补偿，社会需要用正义（公平）的分配来矫正这种不平等，国家应该对由家庭出身和天赋而产生的利益加以再分配。这一派的代表人物有美国当代政治学家罗尔斯、当代分析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柯亨。
天赋和运气都属于个人所有，分配正义不应对此进行矫正
罗尔斯的老对手、极端自由主义者，美国当代政治哲学家诺齐克坚持认为天赋差异产生的差别，只要符合权力原则，就是道德的。天赋属于个人财产，个人对其家庭出身、天赋资质，都是有“持有权利”的。只要这些因素的来源是合法的，那么人们就有权利获得由这些东西所带来的收入。如果分配正义要求的再分配机制将这些所得向天赋低的人群转移，就是侵犯了天赋高者的所有权，是不正义的。与分配正义相对，诺齐克倡导的是“持有正义”，即一个人拥有某种东西的正义性，并不取决于他的努力程度，而取决于是否通过合法手段“持有”，或者从他人那里获得“转让”（如家庭财产的继承）。也就是说，只要社会分配过程是在法治环境进行，建立在自愿基础之上，没有欺骗、强制等情况出现，那么这个分配过程就是合乎正义的，国家不能因此实施分配正义的二次分配调节。
偶然性是生活中的合理现象，无人需要对此负责，不属于“正义”范畴
这一派的观点是，正因为出身、运气等因素的偶然性，这些因素都是非人为的，就没有人需要为此负责，也就是说，对这些偶然性进行矫正，不属于“正义”的范畴。哈耶克指出，“正义”针对的是人的行为，对非人力所能及的范畴无能为力，某一非人力所能左右的情况，只有好坏之分，不能判断为正义与不正义。偶然性所得若不具备道德意义，那么特定个人的存在也不具备道德的意义，如果按照分配正义来决定偶然性是否合理，会导致把人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归因于某种“外在”因素，进而否认一个人的行为和自主选择。
很多哲学家对国家进行分配本身也存在顾虑。例如哈耶克担心分配正义可能为特殊利益集团要求特权提供理由，政府以大众利益为由肆意干预；诺齐克认为分配正义往往成为国家扩大其功能的理由，国家功能的扩大，即公权力的扩张，会对个体权益带来损失，等等。
分配正义对当下中国的启示
社会的分配活动是十分复杂的，从分配什么到怎样分配，乃至是否需要分配正义到都有着激烈的论争，在现实中，往往需要经过多次分配，甚至反复分配，才能实现分配正义，这是个世界范围的课题。
我国经历了多年的经济快速发展之后，处于经济转型期，需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经济发展的成果让全体人民共享，让每个社会成员都获得平等的发展机会与空间，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正义性。
坚持和完善基本分配制度。在马克思那里，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需要按照“劳动”进行分配，是分配正义的表现形式，按劳分配也是我国现行分配制度坚持的重要原则，体现劳动者的平等。国家在“初次分配”中要尊重“应得”，鼓励劳动致富，分配数额尊重市场规律。同时，要允许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熊建生认为，特别在生产要素在现代社会创造的财富所占比例越来越大的情况下，适当按照生产要素分配有利于调动社会成员的积极性，但也要防止生产要素的聚集而产生剥削，因此要坚持按劳分配和多种分配制度相结合。
完善正义的制度建设。坚持和完善我国的所有制结构，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制度在某种程度上保证了分配正义，公有制经济的综合实力也有较大提升，但如何将其发展的成果公平分配给全体人民，一直是亟待解决的问题。过去一段时期，其也对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设置了机制性障碍。因此，国家强调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探索公有制与非公有制在市场经济中的公平竞争与发展，使市场资源有效配置，为分配正义奠定了经济制度基础。此外，政治制度的完善，对公权力的约束，使权力无法寻租，是政治制度的保障。分配正义的实现同样需要正义的法律制度，公权与私权均应受法律的约束，法治的程序正义是社会秩序的基础，法律也给予所有公民平等的保护。总之，需要建立一个制度环境：遵循社会法制、道德的财富制造者的市场份额趋于最大化，而违背社会法制的财富制造者会受到“处罚”，实现财富政治与社会主义价值目的的统一。
建立健全财税制度和社会保障体系，提高弱势群体的生活水平。初次分配中难免会因有些人得到了“不应得”或者某些人的“应得”没有得到，而产生贫富差距。再分配需要矫正这一不平等，防止两级分化。财税是一种再分配，需要完善财税制度，协调不同要素的收入税赋关系，防止收入差距的不合理扩大。社会保障制度在保障所有人的基本权益的基础上，应着力提升弱势群体的生活水平。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教授姚大志认为，分配正义的实质是社会通过正义的制度和政策来分配收入、机会和各种资源，以帮助那些迫切需要社会正义来帮助的人，即弱势群体。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统筹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推动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加大对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和困难地区的支持力度”，这表明，我国政府已经高度关注分配正义中的弱势群体。建立相应的社会保障制度，如医疗、退休等福利制度，都有助于提升弱势群体的生活水平，实现分配正义。
（执笔：赵鑫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