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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粹主义的转变:现代国家的治理革命

原标题:透析民粹主义发酵土壤

【摘要】当前民粹主义生存的土壤并没有消失,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伴随着诸多矛盾,挫败者的民粹主义情绪正在上升。逆转民粹主义的关键在于观念和制度层面的公共产品的充足化,以保证社会正义的实现。

【关键词】民粹主义   治理革命   公平正义     

【中图分类号】B08      【文献标识码】A

民粹主义(Populism)是政治精英主义失败的产物。事实上,社会总是由精英领导的,但一旦精英们的治理失败,承诺无法兑现,民粹运动作为反制就会兴起,即“精英失灵、大众登场”。伴随的口号常常是“消除腐败”、“平民政治”、“人民优先”等,同时,民粹主义常常具有激进色彩,主张以革命而不是改良的方式来实现变革。可以这么说,民粹主义是一种抗争运动,它的目的并非不正当,但是,与精英相比,大众关注的一般是眼前利益,而且非常急迫地要求马上实现。因此,民粹主义的后果是严重的:社会的无序化加重;长期无法回归正常;各种转型成本加大,容易陷入恶性循环。

同时需要指出,民粹主义既是对内的,也是对外的——民粹主义与民族主义相结合,会产生极端民族主义,让一个国家的发展环境内外交困。20世纪20年代末的德国法西斯、日本法西斯的抬头以及整个国家的军国主义化趋向,在国内都具有民粹主义的群众基础。

要避免民粹主义,就要关注民粹主义的土壤改造,即林林总总的精英主义政治的治理有效性问题(系统失灵问题)必须提上议事日程。其难点在于,发展中国家必然经历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可能造成的“马太效应”的风险是极大的。因此,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系统掌控者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统治(稳定和秩序)的合法性的维持,有赖于政治系统的人才储备和腐败控制能力。

工业化、国际化进程中的民粹主义

历史上,民粹主义首先发生在19世纪末期的俄国,当时,产业革命已经在西欧兴起,早期资本主义的“不公正”特点显性化。为了回避这种后果,当时的俄国知识分子们从马克思的著作中找到灵感,提出要让俄国走非资本主义化的发展道路,反对大规模的生产组织,转而依靠农民公社和小商品经济来建设社会主义的、平均主义的民主社会。

民粹主义既然是对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兴起过程中精英政治失败的产物,它从一开始便具有排他性、斗争性特点。作为反“自发性秩序”①(市场经济及其扩大化产物:资本主义)的对抗物,它在运行制度上也进行了逆向设计(消灭私有制,并要求人性“大公无私”),与此同时,国际上随即形成两大阵营(资本主义阵营与社会主义阵营)——中国在俄国革命的影响下,也完成了革命,加入了社会主义阵营。

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在抗争阶段无比强调平民政治的社会主义运动,在进行国家政权建设时,却无不走向了集权化(甚至极权化),精英政治的堡垒比历史上任何阶段都要坚硬,民粹主义者们最终自己抛弃了民粹主义,历史开始了新的轮回。

也就是说,即使民粹主义在价值观倡导上再“政治正确”,它也并没有在“自发性秩序(市场经济)”之外真正另辟蹊径,搭建起通向彼岸世界的桥梁。不过,它对资本主义秩序的构建起到了敲钟人的作用,这一点不容否认——在与社会主义运动、社会主义阵营对峙的过程,资本主义从1.0版本(低福利社会)逐渐走向2.0版本(福利社会)甚至3.0版本(北欧模式)。也就是说,在洞悉人性特点的基础上形成的自发秩序,动态行进在帕累托改进的道路上,这一过程和外部抗争运动的兴起不无关系。

20世纪80年代,一些原先的计划经济国家纷纷向市场经济转型,历史恩怨划上了句号,两大阵营结束冷战。但是,民粹主义的土壤并没有消失。以转型中国为例,如果把中国看成一个“世界”的话,这个世界正在经历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伴随着诸多矛盾,挫败者的民粹主义情绪正在上升,他们对精英腐败、社会不公的痛斥,直接挑战改革开放以后形成的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可以这么说,在分配正义无法改善的前提下,中国的GDP总量越大,民粹主义的危险性也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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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赵光菊]
标签: 民粹主义   治理革命   公平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