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粹主义的转变：现代国家的治理革命
民粹主义经常高举“人民利益”、“国家利益”的大旗，那么，民粹主义真的可以带来“收益”吗？答案是否定的。不仅如此，民粹主义对外导致国际关系恶化，对内导致社会的原子化。民粹主义是本能的燃烧，是自我消耗。民粹主义蔓延的社会，处于失火状态，情景岌岌可危。
民粹主义的麻疹，在一个民族的成长过程中可能难以完全避免，但如果一直不能治愈，对身体的伤害是极大的，它会诱发一系列严重的并发症，最终蚕食社会有机体。只有理解民粹主义的发酵过程，才能顺势破解之。民粹主义的发酵是“挫败感-非理性挣扎”的退化过程：首先，由于社会利益整合系统存在严重缺陷，制度供应不足，与他者共存共荣的“社会主义”式说教堕入自我空洞化，于是，越来越多的个体走向反社会的原子化及其相互对抗。个体退守到十分狭隘的利益观里，为之挣扎呼喊，但结局却是加速了（期待中的）利益的崩溃——仿佛黑洞中的失控下坠者，再大声的呐喊和惊恐的挣扎也于事无补。
民粹主义不是组织中的个体现象，而是社会集合现象，因此，它涉及的观念和制度的再建更艰难——这一社会工程实际上就是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
逆转民粹主义，需要社会正义的实现。逆转民粹主义的关键在于观念和制度层面的公共产品的充足化。为此，我们不但要传播理性主义价值观，更需要实践层面的呼应——共赢的利益格局比任何说教都更有力，它是价值观信仰的基础。主导改革和转型的各级政府，必须提高公共产品的供应能力。不同于以基础设施为代表的物质性的公共产品，中国社会供应相对不足的是制度性的公共产品——这类公共产品自内而外可分为三个层次：观念、制度、政策。这其中，观念是灵魂。
人类社会都经历过观念蒙昧期，在很多发展中国家，民粹主义至今是难以消化的硬物，特别是当社会危机严重时，就会被不断地呕吐出来。及早出走，是每个民族的自我责任，这一过程伴随着启蒙和觉醒。在欧洲，“走出中世纪”就伴随着启蒙运动、宗教改革，以及对罗马法的传承这三大思想变革。它的核心是天赋人权观和社会契约论的确立——这两者在之后成为了现代国家制度建设的奠基石。只有基于这样的理念立国，社会正义才有可能实现，民粹主义才能被压制在最小限度。
中国虽然已经选择了改革开放的道路，但是，在浓缩的城市化和快速的国际化进程中，差序格局可能恶化，政治系统的腐败也可能加剧——有损社会正义的问题，正在集中考验着执政能力。
如前所述，民粹主义是对精英政治的不满和抗争，破坏性大，建设性低。民粹主义和治理失灵如影随形。在民粹主义思潮抬头的今天，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检讨社会治理系统的有效性。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统治（稳定和秩序）的合法性的维持，有赖于政治系统的人才储备和腐败控制能力——首先，必须依靠真正的精英来治理社会，他们在理念上具有前瞻性，他们在具体公共政策问题上是专家。与此同时，针对精英们的防腐机制也必须切实有效。
民粹主义抬头的社会，是病态的社会——不过，在此之前，社会就已经病了。不公正和腐败是身体之疾，民粹主义则是精神之疾。从身体而入大脑，是疾病的深化。不过，只要不做讳疾忌医的蔡桓公，民粹主义之疾，可治。
（作者为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博导）
【注释】
①自发秩序理论是奥地利经济学家哈耶克思想的重要核心，包括语言、传统、工具、法律和市场等都属于自发性秩序。哈耶克认为，社会秩序的产生不是来自个人和群体的理性设计，也不可能来自某种超验的力量，而更可能是一种适应性的、自我演化的结果。
②心理投射俗称推己及人。认知者常常把自身具有的某些价值观，无意识中强加于对方。
③得名于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指当公权力遭遇公信力危机时，政府无论发表什么言论，颁布什么样的政策，社会都会给采取不信任、不合作的态度。
责编/申唯佳 美编/于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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