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党和国家的一项大工程，也是国家治理理论的一篇大文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必须旗帜鲜明加以坚持”。进一步深化国家治理理论研究，同样离不开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这一有力思想武器。这就需要我们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把握时代发展趋势、着眼中国现实问题，对“坚持什么”、“继承什么”、“抓住什么”以及“注重什么”这四个重要问题作出回答。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国家观
研究国家治理理论，离不开“什么是国家”、“什么是治理”以及“怎样治理”这三个基本问题。其中，后两个问题的探究深度依赖于对前一个问题的正确解答。列宁曾说过，“国家问题是一个最复杂最难弄清的问题，也可说是一个被资产阶级的学者、作家和哲学家弄得最混乱的问题” 。法国那个被马克思讥笑为“浅薄”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巴师夏甚至曾打算悬赏100万法郎，招募到在当时能对“国家”下一个准确、简单而又能够理解的定义之人。幸而，现代工人阶级有马克思主义这个“哲学的大脑”，唯物史观已然正确地揭开了这个理论奥秘——在《德意志意识形态》《法兰西内战》《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著作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政治形式”、是特殊的暴力机器以及国家必须履行社会管理等公共职能。今天，马克思主义国家观对于我们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最根本的意义，在于正确回答了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立场问题和国家职能边界问题。
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最大的不同，是其本身有着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理论的立场问题，即其背后的价值观，核心是“为什么人”。社会主义国家与历史上一切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国家最大的不同，是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国家治理的根本目的是真正为了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内含一个重大的理论误区，就是用资本主义话语中的“民主”替代了马克思主义话语中的“人民主权”。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了西方民主制度在立场问题的两个缺陷，即“选举时漫天许诺、选举后无人过问”以及“人民形式上有权、实际上无权”。社会主义制度作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对立面和取代物，在国家治理的实践中要做到以资本主义为鉴，始终坚守“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立场。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在提出新发展理念的同时强调“以人民为中心”，是对“以人为本”的准确解读，确证了处于发展之“中心”、之“本”的人，是唯物史观中“现实的个人”。落实好这一点，最重要的是要创造条件让最广大人民群众参与到国家治理中来。各级政府机构要把前一阶段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成果，落实为时时处处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人民群众对于政府公共服务的质量最具有评价权，通过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等方式能够最大程度地听取群众意见和建议、集中群众智慧和力量，为群众的“改革获得感”找寻现实来源。
社会主义国家职能边界问题，是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同马克思主义争夺话语权的一个焦点所在。西方政治理论指认社会主义国家“缺乏民主”、西方经济理论特别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提出“政府失灵”，不得不说在理论上是具有一定的迷惑性。在当今“西强我弱”这样一种舆论格局中，我们要保持应有的战略定力，应当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相关思想中去寻找答案——《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有一句话非常值得我们重视，即“因为国家是统治阶级的各个人借以实现其共同利益的形式，是该时代的整个市民社会获得集中表现的形式，所以可以得出结论：一切共同的规章都是以国家为中介的，都获得了政治形式”。这句话的当代价值，在于启示我们国家的基本职能是由国家本质决定的。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并不存在所谓“没有国家的治理”。围绕给资本家增税还是减税、对垄断私企规制还是放任等问题，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每一天都存在着极大的争论。在当前日趋复杂多样的国际国内环境下，盲目主张削弱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家职能，对内过不了求稳定求发展保民生这一关，对外过不了西方世界围堵制衡这一关，到头来势必会犯下习近平总书记经常警示的“颠覆性错误”。社会主义国家职能的具体边界不是静态的、一成不变的，我们对此应当坚持发展的眼光。在这一点上，中国一是要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攸关国家安全的领域，党和政府都不应该也不能够简单地轻言“退出”；二是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在市场能够发挥决定性作用的领域要大胆放手，鼓励市场发挥出应有的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