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国家体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发展路径
在2014年召开的全国体育局长工作会议上，刘鹏局长讲道：“要有啃硬骨头的勇气和长期艰苦奋斗的精神。要树立‘功成不必在我’的思想，持续用力，久久为功。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容易抓的工作都已经发展起来了，剩下的大都是比较难啃的硬骨头。解决基本体育公共服务均等化和一些基础大项，特别是足球等‘三大球’项目长期徘徊不前等问题，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我们必须勇于担当，敢啃硬骨头，不懈怠、不回避，勇敢进取；同时要坚决摒弃急功近利的思想，克服心浮气躁的情绪，做到一张好的蓝图一干到底。”从刘鹏局长的讲话中，我们不难看出，体育事业新一轮改革的号角已经吹响。实质上，推进国家体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发展路径，就是体育事业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手段。
冲破思想障碍：厘清国家、社会和市场在体育事业发展中的角色定位
政府、社会和市场构成了公共治理的三大主体。作为一项公共事业，体育长期以来自上而下的行政管理体制，使得社会资源难以进入体育事业，同时市场机制也难以在体育事业发展中显现推动作用。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国务院下发了《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明确了市场机制下体育产业的发展路径，市场将在体育产业中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同时，社会组织将作为参与社会管理的主体力量参与国家事务管理，激发社会组织的活力，形成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而明确国家、社会和市场在体育事业发展中的角色定位，则是冲破思想障碍的首要治理改革。
突破利益束缚：厘清国家、社会和市场在体育事业发展中的利益关系
长期以来，唯金牌主义的思想观念扭曲了体育的本质精神，滋生的利益束缚阻碍了体育改革之路。体育是人民的事业，应将体育事业的规划放到国家、社会和市场发展中审视。因此，除去竞技体育摘金夺银的比赛目标以外，体育应作为一种社会活动回归社会，承担服务民众的社会责任，同时，体育也作为一项低碳绿色的朝阳产业回归市场。然而，围绕体育赛事的行业不正之风，不仅违背体育公平原则，也阻碍了体育赛事产业的良性发展。为此，在体育事业发展的关键领域，如体育社会组织创建与管理、体育赛事审批与举办、体育产业开发与经营等都应通过法律途径明确参与组织、机构、人员的“责、权、利”。厘清体育事业发展中国家、社会和市场的利益关系是突破束缚，倡导公平、公正、公开原则的重要举措。
拓宽发展思路：厘清国家、社会和市场在体育事业发展中的功能作用
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视为社会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社会管理体制、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现代社会组织体制和社会管理机制四个方面形成推进社会体制改革的战略决策。在体育事业发展领域，国家将承担起宏观管理和顶层设计、制定法规政策和监督的作用，转“划桨”为“掌舵”，再由“掌舵”转为“服务”；在社会层面，将以体育社会组织的形式，强化公共权力责任和完善公共服务的供给机制，通过体育社会组织承担起体育运动普及、运动项目推广和体育赛事筹办，甚至体育人才培养的重任；在市场层面，将以体育职业俱乐部和体育企业的身份，明确体育产业发展中的产权主体和法律身份，按照市场机制配置体育资源，成为国民经济新的支柱型增长点。
创新发展模式：厘清国家、社会和市场在体育事业发展中的组织形态
“组织化”已成为体育发展过程中的主要形态，如国际奥委会、美国大学生体育联合会和西班牙巴塞罗那体育俱乐部，这些组织分别是国际体育治理、国家体育治理和职业体育治理中出类拔萃的体育组织。在推进我国体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中，分项目、分层次、分类别、分阶段地找准国家、社会和市场在体育事业发展中的组织形态至关重要，因为我们目前的组织形态太过单一，仅有国家体育行政组织自上而下、从全国到地区、从地区到基层的体育行政组织，是无法满足体育发展的现实需求的，体育运动需要普及、体育产业需要开发，应形成以国家体育行政机构、体育社会组织、职业体育组织为主线，多种政府组织、非政府组织、草根组织、社区组织等全面发展的组织形态，开创一条体育发展的新模式。
提高发展质量：厘清国家、社会和市场在体育事业发展中的收益份额
投入需要收益，发展需求质量。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在西方社会青少年学生运动员既能获得优质的文化教育资源，又能参加专业训练？为什么职业体育发展到今天，在西方社会既能为国争光又能获得经济收益？答案就在于完善体育治理体系需要强调发展质量。体育治理现代化是在国家、社会和市场全方位视域下对体育发展的全面审视。因此，在体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背景下，体育成为国家获得更大的国际影响力、竞技影响力、经济贡献率的重要手段，在社会发展中，体育成为一项民众分享、民众受益，易于民众参与的社会活动，不断满足广大群众日益增长的各类体育需求；在经济领域，体育作为产业结构转型、调整、优化的重要手段，成为支柱型产业，以体育竞赛表演业、体育服务业等主要业态的体育产业发展，也将成为一张扬名国际经济市场的特色名片。
【本文作者为武汉体育学院竞赛与场馆中心主任、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专业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