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国际分工格局的结构及特征
在多重因素的助推下，国际分工不断发展和演进，逐渐形成了当今“三重国际分工”的格局。
三重结构的金字塔国际分工格局。笔者以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的国家定位标准为基础，结合当前世界经济形势，将美、加、日、德等24个国家划分为发达国家，将中、印、韩、新（加坡）等16个国家（地区）划分为新兴工业化国家，其余归为发展中国家（地区）。②在此基础上，通过对各国在世界贸易中所占比重及变化趋势，各国在初级产品、资源型产品、低技术产品、中技术产品和高技术产品贸易中所占比重及变化趋势，以及各国在初级产品、消费者、半成品、零部件和资本品贸易中所占比重及变化趋势进行了对比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发达国家在“三重分工”格局中居“国际分工金字塔”上层，发挥主导作用，主要生产零部件和资本品等中高端技术产品，位于价值链的高附加值生产环节，但近年来其比较优势、竞争优势及塔中占位重心出现下滑趋势。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居“金字塔”中位，主要生产低附加值的低技术产品，且有锁定倾向；中高端技术产品的生产和贸易则主要体现在附加值较低的劳动密集型最终消费品的组装环节；而在高附加值零部件的生产环节则明显存在劣势。不过，近年来其塔中占位重心有上移趋势。其他发展中国家在“三重国际分工”格局中居“金字塔”下层，主要为发达国家与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提供初级产品，不过近年来其低技术产品的生产获得一定发展，分工地位有所提高。
发达国家位居金字塔上部。在发达国家中，美国稳居当今国际分工金字塔顶端。它依靠技术创新和知识经济从事最高附加价值产品的生产和贸易，垄断全球经济运行规则和技术规则的制定权引领世界经济发展潮流。在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新产品和新技术领域里保持了强大竞争优势，在金融、保险和专利特许经营等跨境贸易领域独领风骚。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通过实施世界经济再平衡战略和产业回流政策，加之3D打印技术、页岩油技术和智能化技术的开发与应用，美国在国际分工格局中的竞争优势得到进一步巩固。德国之所以能在当今国际分工格局中占有非常重要地位，主要缘于它能在资本品的研发和生产两个方面都拥有绝对优势，长期处于垄断地位。英国依靠长期在全球范围内提供创新金融服务确保了在国际分工格局中的地位稳中有升，这主要得益于上个世纪80末年代至90年代进行的大规模结构性调整。日本因长期从事汽车、家用电器和摄影器材等资本技术密集、附加值较高的最终消费品生产以及技术密集的中间品生产，在国际分工体系中居于有利地位，但受消费产品生命周期影响，近年来其竞争优势有所削弱。
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位于金字塔中下部，总体呈上移趋势。从总趋势来看，新兴工业化国家在当今国际分工格局中地位有所提升、竞争力有所增强，但发展不平衡。“亚洲四小龙”仍然保持较强上升势头，其典型代表当数韩国。作为一个新兴工业化国家，韩国在当今国际分工格局中的地位之所以能够稳步上升，主要得益于政府实施了适宜的教育、金融、外贸、知识产权和产业政策，有力助推了韩国产业从劳动密集型及时向资本密集型、继而向技术密集型、最后向知识密集型转变和升级。就发展起点和人口体量来看，“金砖五国”国际分工体系融入速度之快、地位提升速度之快都是罕见的。中国是最成功的代表。它以发展“加工贸易”的外向型经济为突破口，通过建立市场经济体制、设立特区、减免关税、出口退税等制度安排，充分发挥其比较优势，主动积极参与产业内和产品内国际分工，并在短短30多年时间内完成了从一个落后农业国向一个新兴工业化国家的过渡，成功实现了从国际分工格局的最底层到中间层的跨越与腾飞，其国际分工地位和对国际分工的影响都不可小觑。但是，当前中国仍以生产附加值较低的低端技术产品为主，中高端技术产品的生产与贸易仅停留在附加值较低的组装出口环节，高附加值的零部件中间品研发与生产均处于比较劣势。在劳动力成本的低端比较优势逐渐丧失而高端比较优势尚未形成之时，又遭遇发达国家的激烈竞争，未来中国在新国际分工格局中的处境将变得异常艰难。此外，作为新兴工业化国家的俄罗斯、南非、巴西等国尚未摆脱对全球大宗资源产品的严重依赖，产业结构升级难度较大，这将大大压缩上述国家在国际分工格局中地位提升空间；作为经济发展新秀的印度近期的增长有上乘表现，但畸形的产业结构、根深蒂固的等级观念、僵化的土地制度与劳工制度都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其融入国际分工体系的竞争力。
国际分工体系演进的启示
不平等性是国际分工体系中国际价值转移的根本原因。始于地理大发现的国际分工一开始就被赋予了不平等属性。国际价值理论和依附理论对旧时国际分工体系的不平等性早有翔实阐释。马克思认为，生产商品的劳动价值是商品交换的基础，国际分工与交换在本质上是劳动超越一国国界的分工与交换，但“价值规律在这里有了重大的变化，或者说，……在这种情况下，比较富有的国家剥削比较贫穷的国家”。③普雷维什（1949）也指出，世界经济体系由生产结构同质的“中心”和异质的“外围”组成，因技术水平的差异，两者之间进行的“工业品”与“初级产品”交换是不对称的，并非如古典经济学家所言“互利互惠”。一百多年后，尤其是1980年代以来，尽管世界经济出现了诸多新特点，但国际分工体系这一属性并未发生实质性变化。沃勒斯坦（2013）运用“中心、半边缘与边缘”概念刻画了世界体系中的国家定位和价值转移问题，力透纸背。在当今基于全球价值链的产业内和产品内的国际分工体系中，发达国家位于体系中心，凭借对创新现代科技和创制世界经济运行规则的垄断，生产并交换高附加值产品，边缘国家生产和交换低附加值或初级产品，半边缘国家是界于中心和边缘的混合体，一方面剥削边缘国家，另一方面又受中心国家剥削。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以及广大后发国家参与国际分工的方式主要不在于废旧立新，而在于结合本国国情寻求合理路径，提升本国及企业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地位以获得国际不平等交换带来的价值转移，才能逐渐改变本国及其企业在世界分工格局中所遭遇的不利局面。当然，先进国家为了巩固其既有分工地位和既得分工利益，必然百般阻挠落后国家的挑战，这就预示未来相邻层次国家间的经济斗争注定是异常激烈的。
对后发国家来说，比较优势是参与分工的前提，竞争优势是地位提升的关键。从国际分工演进史来看，李嘉图“两害取其轻，两利取其重”的比较优势理论首次从劳动生产率差异的角度解释了国际贸易发生的基础和开展国际自由贸易的依据，为世界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时至今日，它依然是许多国家选择外贸政策的理论依据。后发国家往往人口众多、自然资源丰富，具有天然要素比较优势，因此出口劳动、资源密集型产品或初级产品，进口本国急需的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引进高新技术，是其参与国际分工的不二选择。林毅夫、李永军（2003）指出，发展中国家只有充分依靠和发挥其比较优势才能培育竞争优势，从而最大限度地促进自己经济发展。但从动态观点看，在当今价值链国际分工体系下，国际贸易利益分配向拥有技术优势的发达国家倾斜是不争的事实。如果后发国家抱守残缺，始终坚守资源或劳动密集型产业不放而忽视高新技术产业的培育和发展，就可能遭遇“比较优势陷阱”。E·波特（2002）认为，一国的资源禀赋比较优势并不等于其产业和产品的国际竞争优势，这种竞争优势正是一国兴衰的根本，赢得国际竞争优势的关键则在于是否提供适宜的创新机制从而培育充分的创新能力。战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依靠比较优势积极参与国际分工，依靠不断创新成功实现向竞争优势过渡，从而奠定了在国际分工格局中的有利地位；然而，拉美各国却一直停留在发挥比较优势的阶段从而最终没能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命运。
走自主创新为主、从干中学为辅的创新路线是后发国家培育竞争优势的主渠道。国际分工演进史上，多个国家（地区）能成功实现从比较优势到竞争优势的嬗变，原因不尽相同，但其经验却一致表明：不断创新才是培育国际竞争优势、提升国际分工地位的有效手段。所谓创新，是企业采用创新的知识、新的技术、新的工艺，运用新的生产方式、新的经营管理模式，以提升产品质量，开发新产品，提供新服务，来占领市场、实现市场价值的过程。在生产过程已被高度碎片化的当代价值链国际分工背景下，大多数后发国家虽然已经清醒认识到创新对于实现比较优势到竞争优势蜕变的重要价值，但却在“自主创新”和“从干中学”孰优孰劣的问题上面临两难选择。一方面，受新增长经济学家阿罗（K.J.Arrow）的思想影响，后发国家从事低技术含量产品的专业化生产或高技术含量产品的组装生产活动，试图通过“从干中学”实现技术创新目的，但在研究设计与加工生产分离、强知识产权保护的条件下，内有仅靠技术引进便可获取暴利的负向激励，外有发达国家跨国企业的竞争优势不断得以强化，“干中学”的收获物至多也就是生产技术和标准化技术，鲜有创新技术。④另一方面，对于一个资金短缺、技术落后、教育水平低下、市场经验匮乏的后发国家来说，从事自主创新也绝非易事。国际分工发展史的经验表明，政府实施适宜的教育、金融、外贸、知识产权和产业配套政策，走以自主创新为主、兼顾“从干中学”的创新路线是后发国家培育竞争优势、实现分工地位提升的主要路径选择。
实现政府角色转变以适应培育国际竞争优势、提升国际分工地位的客观要求。在早期国际分工体系下，国家假以武力开疆拓土建立起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的国际分工格局从而确立起分工体系中的主体地位，即使是在世界市场最终形成、垄断资本已广泛参与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的背景下，主要参与国依然使用炮舰政策以维护其地位。二战后，跨国企业日益取代国家成为塑造国际分工格局的主体。为适应新形势，政府作为国家的代表，其职能已发生重大转变；在地位高低和利益多少主要取决于技术创新的当代国际分工格局下，政府职能更趋复杂化。这对于严重缺少市场经济管理经验和国际分工参与经验的后发国家来说，政府的角色与职能选择尤其重要。首先，建立市场经济通行规则以取代行政管控是融入国际分工体系的前提；其次，依据其国情选择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方向作为切入点是基础，如中国的加工贸易、新加坡的金融与通信等；第三，制定适宜的教育、金融、外贸、知识产权和产业政策以及财税配套政策是确保比较优势向竞争优势转变的关键，如支柱产业发展的先后顺序、知识产权保护的强弱等，防止出现低端产业锁定现象；第四，大力培育具有前瞻性和引领性的创新龙头企业和民族品牌参与国际竞争；第五，主动加入国际经济组织和区域性经济组织，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合作活动，一起建立国际协调机制，共同谋求与国际分工地位相符的分工利益。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教授李后强对本文亦有贡献）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94～495页。
②美、加、日、德、法、英、澳、新（西兰）、荷、意、西（班牙）、葡萄牙、比、卢、爱（尔兰）、冰、挪、瑞（典）、芬、瑞（士）、以、奥、丹、希等24个国家划分为发达国家，韩、新（加坡）、香港、台、中国、印度、俄、南非、巴西、阿根廷、墨、土耳其、印尼、马来西亚、菲和泰等16个国家（地区）划分为新兴工业化国家，其余为发展中国家（地区）。
③《马克思思格斯全集》第2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292～294页。
④DhanoosSutthiphisal, "Learning-by-doing and the Geographic Links BetweenInvention and Production: Experiencefrom the Second Industrial Revolution," NBER Working Paper 12469, August,2006.
参考文献
Sutthiphisal,2006, "Learning-by-doing and the Geographic Links Between Invention andProduction: Experience from the Second Industrial Revolution," NBERWorking Paper12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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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olution of the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r System and Its Insight
Yang Wenwu Luo Wenbao
Abstract:With acomprehensive review of the evolu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r,using competitive means to grab the profits of the division of labor is apowerful driving force of the evolu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r,th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revolution marked by innovation provides materialfoundation and protection for the evolu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labor, and the wide participation of the multinational companies provides theprimary-level foundation for the deepening and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r. With the help of multiple factors, the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r has developed and evolved gradually, formingthe pattern of the "three-layered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r".The developed countries are at the upper part of the pyramid, showing anoverall downward trend; the emerging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 and developingcountries are located in the middle to lower part of the pyramid, showing anoverall upward trend. Inequality is the root cause of the transfer ofinternational value in the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r. For thelate-starter countries, the comparative advantage is the premise ofparticipation in the division of labor, and 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 is thekey to enhancing the status; taking the innovation path of focusing onindependent innovation and being supplemented by learning by doing is the mainchannel for cultivating 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 and realizing thetransformation of the role of government is the objective requirement forcultivating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 advantage and promoting the status of the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r.
Keywords:internationaldivision of labor, the world pattern, inequality, science and technologyrevolution,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作者简介】
杨文武，四川大学南亚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博导。研究方向为世界经济。主要著作有《印度经济发展模式研究》《中国四川与南亚区域经贸合作研究》等。罗文宝，长江师范学院管理学院讲师，四川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