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战略与新的世界经济体系

【摘要】贸易合作是落实“一带一路”战略的核心内容，评价“一带一路”贸易合作效果要以中国为中心、周边为腹地、其他地区为外围的覆盖全球的空间地理结构，要弘扬和体现命运共同体核心价值。研究发现，“一带一路”开局之年的贸易合作未全面显现战略效果，初步显现国别效果；投资合作展现出良好整体效果；折射出在“一带一路”战略体制机制、宣传解释、外交协商、义利观及价值观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未来“一带一路”战略实施将推动形成以中国为中心的新世界经济体系，也必将推动现有国际经济秩序变革。

【关键词】 “一带一路”  命运共同体  贸易失衡率  国际经济新秩序  新世界经济体系

【中图分类号】F125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6.09.006

引言：“一带一路”与中国时代

“一带一路”贸易合作是落实战略的核心内容。自古以来中国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主要经济活动就是国际贸易，并由贸易引发货币和资金流通、货物运输、人员往来等派生经济活动。可以说，贸易始终都是丝绸之路发生、发展、繁荣的核心内容。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13年出访期间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后，2014年进行一系列准备，把2015年作为开启规划和落实“一带一路”战略的元年。2015年3月28日中国政府正式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指出中国与沿线各国合作重点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为主要内容，强调贸易投资合作是“一带一路”建设的核心内容。

现代国际经贸合作比以往时代经济活动的内容更加丰富多彩。目前丝绸之路沿线各国经贸合作的内容主要包括货物进出口贸易、服务进出口贸易、技术进出口、劳务进出口、国际直接投资、国际间接投资、国际工程承包、国际产能合作等。由这些国际经贸合作派生出跨境商品、技术、设备、服务、资金、货币、人员流动。不管国际经贸合作的内容和形式如何形形色色，合作主体无论是政府、企业、中介或个人，但其核心内容仍然是国际贸易、投资与合作。

改革开放近40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目前中国经济发展方式正由出口和投资驱动为主的增长模式向进出口贸易、投资和消费共同协调驱动的增长模式转换。生产消费、生活消费、政府消费和进口贸易在经济中将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中国愿意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扩大开放国内市场，与周边国家分享市场，以国内巨大市场需求对周边国家形成强大的市场需求吸引力。中国扩大对外开放，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核心内容就是加强与沿线各国经贸合作，愿以“一带一路”战略推动各国扩大开放、促进共同发展，以贸易作为该战略的基础和纽带（谭秀杰、周茂荣，2015）。①

正是由于经贸合作是“一带一路”战略的核心内容，居于核心地位，因此研究贸易合作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由“一带一路”贸易合作分析可以判断该战略实施状况和效果，找到战略实施的不足与缺陷以及未来努力的方向；还可以判断当前政策措施是否按照既定的战略目标和战略核心价值方向推动，是否需要调整政策措施方向及其力度，改进工作方式。而且关于“一带一路”贸易合作发展的研究有助于我们对现有研究文献及其学术贡献的认识，它对于我国形成正确的“一带一路”贸易合作价值观、世界观具有重要学术价值。所以开展此项“一带一路”贸易合作发展研究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

“一带一路”以中国为中心呈发散空间地理结构。中国古代陆上丝绸之路的空间地理范围是一端从中国内地出发经多条通道到达地中海沿岸地区，另一端则是欧洲，地理上的西方；海上丝绸之路从中国东南沿海出发经中国南海穿过马六甲海峡到达印度洋沿岸地区。现在，国家《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规划“一带一路”的地理范围东起活跃的东亚经济圈，西达发达的欧洲经济圈，贯穿亚欧非大陆。其中丝绸之路经济带重点畅通中国经中亚、俄罗斯至欧洲（波罗的海）；中国经中亚、西亚至波斯湾、地中海；中国至东南亚、南亚、印度洋三个方向。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点方向有两个：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印度洋，延伸至欧洲；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南太平洋。国家规划的这个“一带一路”空间地理范围是社会各界比较公认的，与历史上自然形成的地理范围基本一致。

从空间地理上看，“一带一路”设计就是以中国为中心、为出发的起点。“一带一路”是中国在周边的顶层设计，既符合中国人民利益，也符合周边国家利益，是中国带动周边国家发展的双翼；中国主动同周边国家对接发展战略，在周边国家的腾飞之路上，中国要助一臂之力，欢迎周边国家搭中国发展的列车（杜尚泽，2014）。②

然而经济全球化时代“一带一路”就是中国走向全球的路，经贸活动的空间地理范围不可能局限于一个局部区域，经济资源配置和组合必定产生全球影响力。在哥伦布航海发现美洲大陆之前，世界不知道美洲存在，之后美洲被疯狂殖民。现如今全球无处不是相互联系，中国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任何战略、政策举动都会被解读为重大经济信息传遍全球，全球政治家、外交家、银行家、投资人、商人们都会开始他们的盘算，或围堵对抗，或顺应新形势抓住机遇，或搅乱局势，或坐山观虎斗，或计算获利水平高低，或忧虑风险大小。这些政治经济活动都会放在全球范围内通盘考虑。

与传统意识中有界的“一带一路”空间地理概念不同，实际“一带一路”经贸活动空间地理范围是开放的、无界的、全球的。“一带一路”是中国最新的开放战略，它是开放的、非排他的、没有固定地理边界的，也是覆盖全球的。中国没有排除任何一个特定国家，中国愿与任何国家共建“一带一路”，愿与任何国家开展经贸互利合作。所以，“一带一路”空间地理范围覆盖全球，我们评价中国“一带一路”政策的对外经贸效果当然也要放在全球视野下考察。不少学者（公丕萍等，2015；邹嘉龄等，2015；郑蕾等，2015）均以传统的“一带一路”有界空间地理范围考察经贸格局，局限了“一带一路”的经贸地理范围，不符合实际。③

传统观念认为“一带一路”是以中欧为两极、亚欧大陆为腹地的空间地理结构。实际上“一带一路”战略空间地理结构处于不断变化之中。目前中国与欧美已经形成密切的经贸往来，欧洲与北美洲仍然是当今两个重要的世界经济中心，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经济圈与欧洲、北美洲共同构成三大经济圈。因此，目前“一带一路”战略空间地理结构是以中国、欧洲、北美洲三个地区为中心，其他地区为外围的全球经济格局。随着中国经济日益崛起和欧美中心的衰落，“一带一路”开放格局将转变为以中国为中心、亚洲周边为腹地、其他地区为外围的空间地理结构。

“一带一路”贸易合作要弘扬和体现命运共同体核心价值。近两年来有关“一带一路”战略与我国对外开放、经贸发展的研究文献逐渐多起来了。目前我们能看到的最新研究成果都是以2014年或更早数据分析为基础，其所获得的结论都只是“一带一路”战略实施之前的状况，从中看不到丝毫“一带一路”战略和政策实施效果的影子。现有相关文献研究的领域、视角、范围、内容、方法异彩纷呈，但交集不多，多数成果没有弘扬和体现“一带一路”贸易合作核心价值观，认识高度不够，没有上升到“一带一路”贸易合作对国家伟大复兴和崛起成为世界经济中心战略意义的高度。

苏杭（2015）认为“一带一路”战略全面深化我国与沿线国家和地区间的经济贸易联系，沿线国家和地区内部巨大的发展潜力将有望转化成为我国制造业海外发展的巨大动力。④他认识到了“一带一路”沿线各国资源与我国产业对外直接投资合作、产业升级、产业转移之间的联系，但他没有认识到中国对沿线各国经贸合作与中国构建以中国为中心的全球价值链体系和全球贸易、货币、金融、技术新体系的关系。

陈虹、杨成玉（2015）探索了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建成自由贸易区后，共建“一带一路”对各国GDP增长率、进出口总额不同程度的促进作用。⑤但他们认为，参与“一带一路”各国的贸易平衡将趋于稳定，而且中国贸易顺差将进一步扩大。这个结论估计是基于以前贸易数据分析的结果，如果“一带一路”顺利实施的话，中国跨国公司向沿线各国大规模转移外围产业和剩余产能，中国自沿线各国的中间品进口贸易将会扩大，从而会改变目前中国对中亚、西亚、南亚、东南亚许多国家严重贸易顺差的局面，会缩小中国贸易顺差规模。显然他们没有看清未来“一带一路”经贸发展大趋势。

许和连等人（2015）研究发现，中国在“一带一路”高端制造业贸易网络中扮演了出口国角色，发挥着重要的“桥梁”和“枢纽”作用，而中亚、西亚国家被边缘化，是美国主导的“商品—石油—美元”三角贸易模式的结果，普遍存在不平衡的非互惠贸易关系。⑥他们研究的启示是中国应发挥贸易“桥梁”和“枢纽”地位优势，加快国内产业升级，建立以中国为核心的国际生产、贸易网络体系，形成“中国技术”与丝路沿途国家“资源+劳动”新的禀赋优势互补。这个研究发现和启示具有重要理论和政策价值，但他们的研究没有给出具体的实现途径。

公丕萍等人（2015）的研究结果显示：中国对沿线国家的出口商品结构有所优化，进口商品结构日趋集中，能源及劳动密集型产品比重上升，中国与沿线国家贸易的商品结构与各国出口优势行业基本一致。⑦而且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的贸易依赖程度加深，同时呈现出不对称性（邹嘉龄等，2015）。⑧他们比较科学地描述了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贸易关系、贸易结构。总体上来说，除个别国家外，“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经济贸易发展水平不高，工业化、信息化、城市化水平较低，中国与沿线各国经济贸易互补性高，中国具有比较明显的贸易优势，对许多国家长期保持较大的贸易顺差，对此我们担忧这种贸易关系的可持续性。我国积极推动“一带一路”战略和国际产能合作，是促进沿线各国经济搭乘中国发展快车，推动各国工业化、城市化发展，促进贸易平衡和可持续发展的重大战略，它必将影响和改变现有国际经济关系和国际经济秩序，形成以中国为中心的新国际经济关系和国际经济治理新秩序。

郑蕾、刘志高（2015）认识到，“一带一路”对外投资战略要体现国家战略目标和意图，坚持以“共享”为基本原则，既要有助于中国战略资源保障能力的提高，通过转移国内剩余产能、吸收先进技术提升中国产业竞争力，同时也要谋求与沿线国家共同发展、互利共赢。⑨他们上述认识虽然没有论述，但这种认识基本上抓住了“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基本原则和价值所在。

我国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作为国家战略，其战略目标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重新成为世界经济的中心，战略的核心价值是吸引沿线各国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只有各国响应“一带一路”倡议，参与共商共建，才可能实现我们的战略目标。如何才能实现这样的战略目标和体现核心价值？“一带一路”战略核心价值是开放、合作、互惠、互利、共享、共赢。“一带一路”战略的中国复兴目标要靠沿线各国抱持互惠互利、共享和命运共同体价值观实现。只有如此，中国才能通过海外投资加快产业转移和企业“走出去”，促进国内产业转型升级和产业结构调整优化，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和核心能力的优势产业或核心产业，构建起世界各国产业围绕中国核心产业形成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体系，将中国变成世界经济的中心。我们不能狭隘地只看到或者只追求自身利益，当然我们不否认要有自身利益，但是必须让其他各国在参与“一带一路”共商共建中获得相应的利益，照顾双方的利益，这样才能形成命运共同体，才能实现我们的战略目标。

“一带一路”战略将睦邻友好外交政策、和谐世界理念、中国梦追求与具体务实的区域经济合作融合起来，它树立了合作、互利、共享、共赢的新准则，开创了中国开放新格局，开辟了世界经济新秩序，创新了国际经济新规则，改变了现有以美欧为中心的不平等国际经济关系。中国要成为平等、互利、共享新国际关系准则的推动者、引领者，致力于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绝不能重走过去“国强必霸”“以强凌弱”“弱肉强食”的西方霸权主义、帝国主义价值观老路。因此，“一带一路”贸易合作发展观要弘扬这样的核心价值，而不能像现有研究文献那样只看到中国自身利益的得失。

“一带一路”贸易合作发展效果评价理论

构筑“一带一路”贸易合作共识在于命运共同体的核心价值。十八大以来，国家主席习近平已经在数十个场合提到或论述了范围不同的命运共同体思想，李克强总理把命运共同体细分成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折射出中国新一届领导层对全球秩序治理具有新思维、新主张和新理论。

共筑命运共同体理论是对当今时代中国面对如火如荼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或自由贸易区建设的重大理论创新和理论飞跃，超越了传统的低层次区域经济一体化理念，上升到了推动人类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命运与共高度，凸显出中国重大的思想理论贡献。传统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理念层次较低，没有命运与共的思想，虽然正在被许多国家和地区积极推动，形成了许多区域性自由贸易区组织，但各国命运与前途迥异，各成员自谋出路，各安天命。同一个自由贸易区内各成员有着完全不同的命运，一些落后国家注定被较发达国家所剥削，发展差距逐渐拉大，现实中希腊就是欧盟内掉队的一个牺牲品。中国主张命运与共的命运共同体理念要求一个国家也不能掉队，可能发展有先有后，但都要同舟共济、水涨船高、共同发展，做到共商、共建、共享，共担责任，实现合作共赢。

习近平（2015）主席指出：“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实行互利共赢的对外开放战略，着力点之一就是积极主动参与全球治理，构建互利合作格局，承担国际责任义务，扩大同各国利益汇合，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⑩中国倡议的共建“一带一路”就是共同发展战略，正是对共筑人类命运共同体理想的实际行动方案，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观在实践中的兑现。也就是说，共建“一带一路”正是实现命运共同体伟大使命的现实载体，正是共筑命运共同体的实施战略、实现路径和实现形式。

实现“一带一路”贸易合作核心价值具体体现于促进贸易合作平衡、可持续增长。各国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的利益在于发展本国经济，这是参与的动力。如果一个国家在参与共建“一带一路”中长期利益受损，那么这个国家就没有动机参与。中国要吸引“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参与共建，就需要使“一带一路”成为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的平台，这种体现各国间命运共同体价值观的贸易经济关系就是参与共建各方要照顾彼此贸易利益的关系。因此，共建“一带一路”战略的效果必须是帕累托福利改进的，要让各方感受到参与共建比不参与共建的福利更优。具体体现在贸易合作上双方不仅表现为贸易合作增长，而且要使贸易平衡、稳定和可持续增长。

实施战略实现贸易平衡增长的效果体现为贸易增长基础上的失衡率改善。贸易失衡是普遍的正常现象，但长期严重失衡尽管彰显了经济比较优势，自然也可能会导致贸易伙伴经常项目长期难以平衡而损害其贸易经济利益，导致贸易不可持续。因此，实施“一带一路”战略在贸易合作上体现命运共同体核心价值，就必须要通过国际合作和援助以及其他有效措施，比如扩大开放和投资合作，促进贸易逆差国产业经济发展，改善发展基础设施和发展能力，促进贸易顺差国扩大进口和对逆差国的外围产业转移，目的在于保持伙伴间贸易大体趋于平衡、稳定和可持续增长。

“一带一路”战略和政策推动必须要顺应国际经济贸易发展规律，顺应各国自身经济发展需求，与地区经济贸易发展的节律合拍。我们要准确把握沿线各国经贸发展的时代脉搏。实施“一带一路”战略或政策既要顺应经济规律与经济趋势，又要超乎经济自然力，不能让其任意发展，更不能让其长期贸易失衡，损害另一方国际收支平衡，从而伤害伙伴经济稳定和发展。实施战略或政策推动力所产生的经济贸易效果，似乎与经济表象分不开，但它起了经济本能达不到的效果。长期贸易失衡严重的伙伴在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后绝对失衡率下降，表明战略及其政策发挥了积极效果，反之绝对失衡率继续保持高位，表明战略还有待改善，继续发挥效果。

“一带一路”贸易合作发展效果分析方法

前文初步讨论了“一带一路”贸易合作发展效果评价理论，认识到实施“一带一路”战略及其政策的效果体现为贸易增长基础上的失衡率改善。这里用贸易失衡率指标变化衡量贸易失衡改善程度。贸易失衡率指标是贸易差额占进出口贸易总额的百分比。IB=[EX–IM]/[EX+IM]*100%。式中IB表示贸易失衡率，EX表示出口额，IM表示进口额。|IB|绝对值缩小表示失衡得到改善，扩大表示失衡恶化。

百分比越高，表明贸易失衡率越高。长期失衡越严重，经常项目国际收支越难以平衡，贸易可持续性越差，越有必要积极努力吸引资本流入以促进产业发展达到改变贸易失衡状况的目标。失衡率绝对值越低，贸易越趋于平衡，贸易可持续性越好。一国国别贸易差额占整体经常项目收支的比重越高，国别贸易失衡对整体国际收支平衡的影响越大；反之则越小。

考察一个国家贸易效果主要有经济性贸易效果、战略或政策性贸易效果两个效果概念。经济性贸易效果是指由经济本身力量而非其他因素改变原有贸易状况所产生变化的效果。战略或政策性贸易效果是指由战略或政策推动而非由经济本身因素改变原有贸易状况所产生新变化的效果。

判断经济性贸易效果大小主要看贸易增长、贸易失衡率历史趋势性变化。除非有比较大冲击力的经济因素影响，一般认为经济性贸易效果比较稳定，历史数据不会有很明显的突变。判断战略或政策性贸易效果则要看战略或政策作用对贸易失衡率历史趋势的瞬时突变大小。

实施“一带一路”战略的贸易效果主要体现为一个国家贸易失衡率历史变化。如果中国与沿线一个国家的贸易失衡程度由于双方共建“一带一路”战略及政策推动而发生变化，而非由于经济自身所能达到失衡好转或恶化的改变，那么这种变化效果就是战略或政策性贸易效果。长期贸易失衡率绝对值发生显著的下降，失衡率缩小，不使失衡更加严重，表明战略发挥了积极的正面效果；失衡率没有明显改善趋势，表明战略效果不明显。

不同于贸易可能损害伙伴的产业发展，对外投资可以增加资金流入，提高配置资源效率，促进产业发展，增加所在国税收和就业机会。因此，评价投资合作的效果关键看资本净流出（入）规模。资本净流出=资本总流出-资本总流入。其中，资本总流出包括对外直接投资、对外证券投资、民间资本外流；资本总流入包括外商直接投资、境外证券投资、外国居民转入境内资本。资本净流出越多，对共建“一带一路”做出贡献越大；反之，越小或无。

“一带一路”贸易合作初步显现国别效果

根据对“一带一路”战略空间地理范围和结构的理解，我们运用“一带一路”贸易合作发展效果评价理论和方法进行分地区、分国别评价，要覆盖全球，首先重点考察亚洲周边经贸变化，然后考察外围地区经贸形势变化。

由于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和全球需求不振，主要大国经济体陷入停滞或萎缩，世界经济低迷。2015年中国货物进出口贸易出现全面滑坡，进出口同比下降7%，其中出口下降1.8%，进口下降幅度较大，达到13.2%。贸易失衡率为15%，比上年增加6.1个百分点。整体贸易失衡率无改善迹象，说明中国“一带一路”战略实施和政策推动没有表现出积极的贸易效果。

中国对周边地区贸易发展形势。第一，中国对东亚地区的贸易形势。2015年中国与东亚各国或贸易伙伴之间发生的贸易情况与往年大致相似，差别在于出现了大面积的负增长，与整体情况基本一样，对东亚的出口下滑幅度超过整体下滑幅度的4.1个百分点，对东亚进口下滑幅度比整体要好5.5个百分点（见表1）。对东亚地区贸易失衡率为12.9%，比对全球的低2.1个百分点。大陆对香港、澳门两地贸易取得大规模顺差是由它们做转口贸易的自由港地位决定的。2015年内地对港澳的贸易失衡率分别为92.5%和92.2%，比上年分别下降0.6%和升高3.3%，显示出香港积极对接内地“一带一路”战略取得效果，而澳门对接“一带一路”战略的效果还不明显。大陆对台湾地区以及对日本、韩国、蒙古出现不同规模的逆差，是由它们具有明显的技术、资源比较优势决定的。中日贸易失衡率较上年缩小1.8个百分点，进一步趋于平衡；对韩贸易失衡率为负26.6%，比上年负30.9%提高了4.3个百分点。中国对日、韩贸易失衡率缩小，体现出双方战略合作取得积极效果。

2015年中国对蒙古贸易失衡率比上年扩大了1.9个百分点，对朝鲜贸易失衡率比上年下降3.2个百分点。由于蒙古、朝鲜人口较少，经济比较落后，进口能力有限，因此中国对两国的出口规模较小，中国自两国进口主要集中于矿产资源和土特产品，进口规模也不大，在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严重下挫形势下，对两国进出口均出现较大幅度的下滑，对蒙古、朝鲜贸易失衡率变化更主要的是经济因素效果，战略合作效果不明显。

第二，中国对东南亚地区的贸易形势。2015年中国对东盟货物进出口贸易仅下滑0.6%，比同期对全球贸易的形势好得多，而且出口取得3.1%的正增长，进口增长下降5.4%，比对全球进口贸易下滑13.2%，高出7.8个百分点（见表2）。中国出口东南亚国家主要是工业制成品，而自东南亚国家进口主要是原材料、农副土特产品、中间加工品，双方贸易互补性强，比较优势突出。

中国对柬埔寨、越南、泰国进出口贸易取得了优异成绩，特别是进口表现突出。2015年中国对柬埔寨贸易失衡率比上年下降了4.3个百分点；对越南贸易失衡率下降幅度很大，下降了14.9个百分点，中泰贸易失衡率由上年-5.6%增加到1.5%，双边贸易基本平衡，体现出中国与其开展贸易合作发挥出不同程度的效果。

2015年中国自缅甸进口下滑幅度较大，中缅贸易失衡率迅猛升高；对老挝贸易失衡率由上年1.9%下降到-11.6%，扩大了13.5个百分点；对马来西亚贸易失衡率比上年下降了0.6个百分点；中国对印度尼西亚、新加坡、菲律宾、文莱贸易失衡率均未见改善迹象，双边贸易没有显示出战略合作的效果，仍有很大合作空间，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除了对泰国、马来西亚贸易平衡性较好外，我国对柬埔寨、文莱、东帝汶的贸易差额失衡比较严重。新加坡是自由港，对华主要做转口贸易，有一定特殊性。中国对东盟中贸易比较平衡的国家都有较大的直接投资，与中国贸易失衡较大的国家还有吸收来自中国直接投资的较大空间。保持中国与东盟一些国家贸易平衡的主要途径是中国企业扩大对当地直接投资和外围产业转移，通过增加自当地中间加工品进口达到贸易平衡。2015年中国对东盟贸易形势好于对其他地区，主要因为中国加快对东盟国家的产业转移和直接投资，这是中国推动“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的重要途径。

第三，中国对中亚地区的贸易形势。2015年中国对中亚五国贸易形势普遍较差，总体上进出口同比下降26.7%，出口和进口下降幅度都很大（见表3）。这种贸易形势是中国与中亚五国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和经济结构的现实反映。尽管中国与中亚最早达成共建“一带一路”共识，由于很大程度上受国际市场因素影响，双方贸易额下降幅度很大，2015年中哈贸易失衡率比上年增加了4.7个百分点，中乌贸易失衡率较上年上升2.4个百分点，表明中哈、中乌的“一带一路”贸易合作效果没有显现出来。

中国与中亚五国中三个贸易失衡最严重国家开展合作取得初步效果，贸易失衡率绝对值有不同程度下降，2015年中吉贸易失衡率比上年下降了0.6个百分点；中塔贸易失衡率较上年下降1.8个百分点，中国与土库曼斯坦贸易失衡率较上年增加了0.6个百分点，缩小了中土贸易失衡率。

中亚五国工业化水平较低，出口商品结构主要是能源资源，进口商品主要是来自中国的工业品。近两年来能源资源国际价格下跌幅度很大，导致中亚五国对外出口能源资源取得收入大幅减少，使得中国对中亚五国出口和进口均大幅度下滑。

除了中国与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的贸易失衡问题不是那么严重，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之间贸易失衡问题相当严重。要解决贸易失衡问题途径只有参与共建“一带一路”战略，共同促进产能合作，促进当地工业经济发展，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第四，中国对南亚地区的贸易形势。2015年中国对南亚地区出口贸易取得不错的成绩，比对其他地区出口贸易成绩都好，进出口同比增长6%，其中出口同比增长11%，但进口同比下降了15%，在6904亿元进出口贸易额中出现了4797亿元贸易顺差，整体地区贸易失衡率达到69.5%。

印度是南亚大国。2015年中国对印度贸易取得2.5%的增长，其中进口下滑幅度较大，顺差扩大，贸易失衡率从上年的53.6%提升到62.6%，增加11个百分点。中国与巴基斯坦是共建“一带一路”的伙伴，但在贸易上两国战略合作的效果还没有显现，2015年贸易失衡率比上年提高了8.3个百分点。在对南亚各国中，中国对孟加拉、斯里兰卡进口有小幅增长，对它们的出口增幅更大，贸易失衡率分别比上年增加1.2%和1.1%。同样中国对阿富汗、马尔代夫贸易失衡率继续攀升。中国对尼泊尔进出口贸易均出现较大幅度下降，但对尼泊尔出口下降幅度更大，结果中尼贸易失衡率较上年下降3.4%，它并非中尼对接“一带一路”战略的结果，而是尼泊尔出现地震自然灾害的结果。总体来看，中国与南亚地区未取得共建“一带一路”贸易合作的良好效果。

未来中国必须扩大自南亚的进口，以保持贸易大体平衡和长期可持续性。我国对南亚各国贸易失衡问题严重，对南亚各国均具有不对称的贸易优势，产生较大的贸易顺差，这样的贸易关系不可持续。除了印度稍好一些外，该地区其他各国工业化基础普遍较弱，待开发的工业化发展潜力很大。南亚应是中国推动共建“一带一路”战略实施，开展对外直接投资和转移产能的后院，具有较好的地理、人力资源和市场条件。

第五，中国对中东地区的贸易形势。2015年中国与中东地区之间贸易形势从整体进出口额增长来看令人沮丧，进出口同比下跌达21.9%，尤其是进口下跌幅度高达36%（见表5）。这是受中国自中东地区进口能源价格大幅下跌影响的结果。虽然中国对中东地区贸易失衡率并不高，仅10.5%，中国对中东地区非产油国的贸易失衡问题却相当严重，比如叙利亚、黎巴嫩、巴林、巴勒斯坦、约旦等，中国从这些国家可进口商品的需求很小，这样的贸易可持续性令人担忧。

2015年中国对叙利亚、土耳其、约旦、巴勒斯坦贸易失衡率比上年分别降低0.2%、15%、1%和1.4%，中国对伊拉克、沙特、卡塔尔、科威特、阿曼贸易失衡率绝对值缩小了22.6%、24%、23.3%、16%、8.6%。中国对伊朗、阿联酋、巴林、黎巴嫩、也门、以色列贸易失衡率较上年分别提高了11.2%、10%、6.2%、0.4%、37.6%、7.5%，没有显示出失衡改善迹象。中国与中东地区许多国家还没有明确对接“一带一路”战略，虽然有一些国家贸易失衡率绝对值收窄，但贸易失衡率的变化更多反映的是经济因素变化的结果。

沙特阿拉伯、阿联酋、伊朗是中国的三大中东贸易伙伴，既是中国能源进口伙伴，也是中国重要的出口对象。土耳其也是中国在中东的重要出口对象之一。2015年中国对沙特阿拉伯、科威特、以色列、伊拉克等国都取得了出口正增长，出口下跌幅度较大的国家有伊朗、也门、巴林、黎巴嫩等。

中东地区国家出口中国最大宗的商品是石油，中国对中东国家出口主要是农产品、工业制成品，双方贸易互补性很强，双方贸易几乎没有产业竞争或替代关系，因此中国与中东地区国家共建“一带一路”发展贸易肯定会互惠互利。

自阿拉伯之春以来，中东各国政治基础脆弱，埃及、叙利亚、利比亚、也门政局动荡，沙特、伊朗、土耳其、以色列四方在中东地区竞逐势力范围和地区霸权，各国当政者都必须寻求发展经济以便稳定政局。中国倡议共建“一带一路”与中东各国谋求发展经济目标不谋而合，这是双方战略对接和经贸合作的经济政治基础。但目前经贸发展的进展尚未表现出“一带一路”实施应有的效果。

中国对外围地区贸易发展形势。第一，中国对欧盟及其他欧洲地区的贸易形势。2015年中国对欧洲地区贸易形势与对全球贸易形势类似，对欧洲进出口同上年相比下降9.1%，其中出口下降7.1%，进口下降11.8%，贸易失衡率比上年增加2.5个百分点。对欧盟进出口较上年下降7.2%，其中出口下降3%，进口下降13.6%，贸易失衡率较上年增加5.5个百分点。整体上，中国与欧洲以及欧盟贸易合作没有显示出共建“一带一路”战略发挥的效果。

2015年中俄贸易大体平衡，失衡率仅有2.3%，较上年下降了10.4个百分点，对俄罗斯贸易合作体现出“一带一路”战略效果。在国际石油价格大幅下跌情况下，中国从俄罗斯进口下降的幅度低于从沙特、伊朗、伊拉克、卡特尔等中东产油国进口跌幅，扩大从俄罗斯进口石油等能源产品。俄罗斯从中俄“一带一路”贸易合作中获得了实惠，体现出共建“一带一路”的核心价值。

2015年中国对瑞士、挪威、白俄罗斯、乌克兰、塞尔维亚、波黑、阿塞拜疆贸易失衡率绝对值较上年分别收缩了0.1%、5.6%、35%、19.3%、6.9%、69.6%、5%；对黑山、阿尔巴尼亚、格鲁吉亚、马其顿、亚美尼亚贸易失衡率绝对值较上年分别扩大了21%、30.4%、0.5%、11.9%、14.5%。总体来看，中国对中东欧多数国家的贸易失衡率得到不同程度的改善，虽然其中有经济本身因素的影响，但也有一定的“一带一路”战略及其政策推动的效果。

欧洲是中国共建“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伙伴之一。当前欧洲、尤其欧盟算是世界经济重要的一极，在世界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中欧经贸合作对于世界经济增长意义重大，双方加强“一带一路”框架上的合作潜力巨大。

第二，中国对亚欧之外地区的贸易形势。非洲是中国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伙伴。2015年中国对非出口较上年增长3.5%，进口较上年大幅下降了38.4%，贸易失衡率较上年扩大了25.6%（见表7）。总体来看中非贸易合作没有体现出双方“一带一路”战略及其政策作用的效果。其中，2015年中国对安哥拉下滑幅度大，贸易失衡率绝对值较上年缩小了5.4%；中国对南非贸易失衡率绝对值较上年缩小了16.6%，表明中国减轻对安哥拉、南非贸易赤字，体现出“一带一路”战略发挥积极效果。2015年中国对埃及出口较上年增长15.5%，进口较上年下滑20.2%，贸易失衡率较上年增加5.7个百分点，失衡更加严重了；中国对尼日利亚贸易失衡率较上年增加了12.8%，目前“一带一路”战略还没有体现出中国对埃及、尼日利亚贸易合作的战略效果。

中国对大洋洲地区出口保持9.8%年增长率，进口较上年却出现23.4%的下滑，贸易失衡率较上年增加了16.1%，进一步缩小失衡，显示出“一带一路”战略及其政策发挥了积极效果。澳大利亚、新西兰是中国在大洋洲地区的两个重要贸易伙伴。2015年中澳贸易失衡率较上年增加13.7%，中新贸易失衡率较上年增加19.1%，中国对两国贸易失衡得到改善，体现出“一带一路”战略的积极效果。

2015年中国对北美洲贸易形势比对其他地区稍好，出口取得4.2%小幅增长，进口只有3.9%的小幅下跌，但是对北美洲贸易失衡率较其他地区更高，达到43%，较上年增加2.4%，失衡率没有表现出改善迹象。从国别来看，中加贸易大体趋于平衡，2015年中加贸易失衡率较上年下降3个百分点；但中美贸易失衡率稍高，2015年中美贸易失衡率较上年增加4个百分点。中美在贸易上需要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加强合作，促进贸易更加平衡和可持续发展。

2015年，中国对拉丁美洲地区进口与出口双降，其中进口下降17%，降幅较大；贸易失衡率较上年增加了8.3个百分点。中国对巴西贸易失衡率比上年下降了4.1个百分点，失衡稍微加重了一点。中国对智利贸易失衡率较上年增加了6.9个百分点，失衡进一步缩小。中国对墨西哥贸易失衡率较上年增加了5.6%。虽然有少数国家贸易平衡得到改善，但总体上中国与拉美地区国家还没有建立起共建“一带一路”战略的贸易合作。

在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合作效果评价中，发现“一带一路”战略及政策推动面上效果仍不够明显，国别效果初步显现，有待较长时间才会有明显的全面效果表现出来，基本经济因素仍决定着沿线各国贸易增长和贸易结构格局。

“一带一路”投资合作取得了积极成效

中国扩大资本净流出为共建“一带一路”做出了积极贡献。其一，利用外资取得了小幅增长。2015年中国共吸收利用外商直接投资1262.7亿美元，比上年增长6.4%，外商在华新设立企业26575家，比上年增长11.8%，其中外资独资企业20398家，占76.8%；中外合资企业5989家，占22.5%；中外合作企业110家，占0.4%；外商投资股份制企业78家，占0.3%。

2015年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资主要来自港澳台，三方分别投资926.7亿美元、8.9亿美元和44.1亿美元。主要资本输出大国也是对华投资重要来源，其中美国、日本、韩国对华投资额分别为25.9亿美元、32.1亿美元、40.4亿美元。欧盟28国对华投资新设立企业1772家，比上年增长11.9%，实际投入外资金额71.1亿美元，比上年增长3.8%，其中德国、法国、英国对华投资额分别为15.6亿美元、12.2亿美元、10.8亿美元。东盟对华投资新设立企业1154家，比上年增长5.2%，实际投入外资金额78.6亿美元，比上年增长20.6%，其中新加坡对华投资69.7亿美元，其余东盟国家对华投资8.9亿美元。传统观念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华投资新设立企业2164家，比上年增长18.3%，实际投入外资金额84.6亿美元，比上年增长23.8%，增长较快。

对外直接投资和国际产能合作取得积极进展。2015年中国实现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1180.2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4.7%，在全球155个国家或地区设立6532家境外企业。流向制造业的对外直接投资143.3亿美元，同比增长105.9%，其中流向装备制造业的投资70.4亿美元，同比增长154.2%，占制造业对外投资的49.1%，占同期总投资额的6%。

2015年流向金融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数据及地理分布情况还不掌握。2014年流向金融业的对外直接投资额为159.2亿美元。预计2015年流向金融业的对外直接投资额不会低于2014年的数额，可以判断201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额将首次超过利用外资金额，成为净资本输出国。

2015年中国企业共对传统观念下的“一带一路”沿线49个国家进行了直接投资，投资额合计148.2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8.2%，投资主要流向新加坡、哈萨克斯坦、老挝、印尼、俄罗斯和泰国等。截至2015年底，中国企业在33个国家投资建设69个境外合作贸易区项目，还有近百个企业自主实施开发的海外园区，其中中白工业园区是最大的一个，园区规划面积达91.5平方公里，总投资约56亿美元，距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市仅25公里。在69个经贸合作园区项目中，国家级境外经贸合作区达到20个。69个项目已经入驻企业910家，其中中资控股企业631家，累计投资97.4亿美元，解决当地就业14.8万人。这些境外经贸合作区促进了中国企业与所在国开展经贸合作，有力地促进了所在国产业经济发展。

中国扩大对外直接投资和国际产能合作，增加了对外提供的投资资金和就业机会，增加了对外产业产能转移，促进了投资项目所在国产业经济和生产力发展，提高了当地经济发展水平。虽然我们没有得到中国对世界各国的国别投资流量数据，但201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全球流量大幅度增长，表明“一带一路”取得了对外投资合作的积极效果，这是对世界经济增长与发展的重要贡献，对于增加就业和消除贫困作出了积极贡献，体现出“一带一路”命运共同体的核心价值。2014年中国境外企业向投资项目所在国缴纳了总计192亿美元的各种税金，创造了186万个就业岗位，其中雇用当地员工83.3万人。相信2015年中国海外投资对所在国做出的贡献会超过上年的规模。

就对外投资的贸易表现来讲，2015年新增海外投资所形成的新增贸易流量不会在当年就表现出来，需要2年到3年的时间才会产生新增贸易流量，主要表现为对华出口，以平衡双边过大的贸易逆差。只有当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直接投资规模足够大，产生的反向贸易流量相应增大，才有可能出现我国大面积对外贸易逆差的景象，如现在中美贸易关系。这样的情形出现至少要十年时间。

对外劳务合作和工程承包发展形势可喜。2015年中国在全球范围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1540.7亿美元，同上年相比增长8.2%；新签订承包工程合同额达2100.7亿美元，较上年增长9.5%，带动设备材料出口161.3亿美元。2015年中国企业在传统“一带一路”沿线60个国家新签对外承包工程项目合同3987份，新签合同额926.4亿美元，占同期我国对外承包工程新签合同额的44.1%，同比增长7.4%；完成营业额692.6亿美元，占同期总额的45%，同比增长7.6%。

2015年中国对外劳务合作派出各类劳务人员53万人，较去年同期减少3.2万人，同比下降5.7%；其中承包工程项下25.3万人，劳务合作项下派出27.7万人。2015年末在外各类劳务人员102.7万人，较去年同期增加2.1万人。中国扩大对外工程承包和劳务输出，促进双方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促进人力资源和人才交流，促进产能、资源、市场需求有效对接合作，释放比较优势利益。

“一带一路”贸易合作评价折射出的问题

虽然目前中国提倡共建“一带一路”战略推动贸易合作取得了不同程度的积极效果，但这仅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离我们的战略目标还很遥远，我们需要清醒判断评价所传递出的信息和折射出的问题。

中国制定的“一带一路”战略及其政策体系还不够完善。“一带一路”战略刚处于实施的开端和起步阶段。“一带一路”贸易仅仅初步显露出一些国别层面的战略效果，投资合作产生积极的战略效果，2015年中国首次成为资本净输出国，国际产能合作迈出积极步伐。这表明中国所制定的战略及其政策体系与现实需要有一定的差距，还不够成熟，也不够完善，政策配套效果不够完美，战略推力不足，实施效果还不够明显，需要进一步完善和改进。

国际政治安全环境复杂、战争频仍延绵影响“一带一路”战略有效实施。为了维护美国全球霸权和俄国地区势力，中美、中俄在中国、俄罗斯周边地区展开一轮接一轮的战略博弈，至今还没有明显有利于我们的国际政治安全环境，增加了“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的国际政治安全不确定性，影响了战略的有效实施。美国、俄罗斯、日本等一些大国不愿意看到中国与欧洲、非洲以及中东地区加强经贸合作，对“一带一路”战略进行制衡和拆台，在中国东海、南海制造事端，在中东地区挑起民族宗教仇恨和战事；诸如印度等一些国家对我国存在战略戒备，政治、安全有不信任问题（Chhibber，2015；Churchman，2016）。⑪还有个别国家以居于关键和重要地理位置而自重，对中国的倡议不愿积极配合。

中国宣传、外交还有做得不够到位之处。中国政府、企业、非营利组织以及社会公众对实施“一带一路”战略的认识把握不够准确，把它当作概念炒作，容易出现一哄而上、又一哄而散的问题。各国都有内外困难以及各种政治势力、发展理念的影响，对中国倡议的开放战略认识有差异，中国各层面对外宣传、解释、对话和劝说还要继续加强，同时讲求方式、方法和手段。这项战略实施的外交任务繁重，外交活动难度相当大，要让政治家、企业家、专家及在外公民开展全民外交。无论如何，宣传、外交工作在“一带一路”实施中都需要始终投入巨大工作力度，让好的倡议、好的价值观造福全世界。

中国国力有限，仍要顾及自身利益。中国自身是一个人口众多、资源相对不足的发展中国家，国力十分有限，在实施“一带一路”战略中还无力承担巨大利益的外流和牺牲。国内趋利观念浓烈，利益分享和奉献价值观没有被普遍接受，还没有形成把伙伴的利益与自身利益结成命运共同体的普遍价值观。结果在中国对外贸易、投资和国际合作中仍把自身利益放在首位，造成中国对许多经贸伙伴的贸易顺差长期过大，投资顾虑风险，害怕失败，合作偏于逐利。

“一带一路”推动形成以中国为中心的新世界经济体系

“一带一路”已经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新战略。未来无论在实施这项战略中遇到何种艰难险阻，中国都将不懈努力实现既定的战略目标。我们将不断完善战略内涵和政策体系，做好对外宣传解释，做好外交协商和共建工作，抛弃短视的逐利思想，树立命运共同体的世界观、价值观。我们坚信“一带一路”贸易合作将促进可持续发展、平衡发展、共同发展，然后由市场力量形成以中国为中心的国际产业分工体系。

以“一带一路”平台形成国际分工有序的产业链条对于中国打造世界经济中心地位非常重要。在英国成为世界经济中心时候，英国对印度、澳大利亚、美国进行投资和转移产业，印度生产棉花、澳大利亚生产羊毛、美国生产粮食供应英国生产及消费需求，英国向世界各国供应工业制成品，形成以英国为中心的国际分工体系。如今美国成为世界经济的中心，以美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形成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生产、贸易、分配和消费网络体系，美国资本掌握着全球生产、贸易、金融、货币、技术、文化的核心地位。

现有国际分工体系仍然主要以欧美为中心。中国要通过实施“一带一路”战略逐步改变目前以美国、欧洲为中心的商品、技术、资金、货币、生产和消费体系，中国产业要加快向高端升级，生产质量更高，技术含量更大，竞争对手无法复制的高端、高价值商品及服务。正如我国古代以丝绸、茶叶、玉石、陶瓷、香料为主要产品畅销丝绸之路沿线各国市场一样，今天中国同样要发明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他国无法复制的高技术、高价值产品及服务，供应和满足全世界的消费者。虽然目前中国已经较大程度地融入全球生产网络，但在全球价值链所处地位较低（岑丽君，2015）。⑫中国要不断丰富“一带一路”战略规划，以金融机构战略投资为先导，中国跨国公司商业投资紧密跟进，努力构建以中国核心产业为中心的全球价值链生产网络体系，推动全球形成以中国为中心的全球贸易、货币、金融、技术、人才、消费体系。

目前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尚未建立互补的产业内分工关系，没有形成由中国全面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关系。西亚中东各国的能源资源产业过分单一，中国与其只有产业间分工关系，没有形成产业内分工关系，与我国上下游产业关系配套不够紧密，未能构成平衡的贸易关系。我国要保持核心产业竞争力，加快外围产业对外梯次转移序列，生成、促进、培养和改造周边及“一带一路”沿线各国产业，与中国产业形成有序配套的分工体系，形成以中国为中心、周边为腹地、其他地区为外围的国际产业分工体系。不仅要长期保持成本优势，还要保持技术、品牌等知识产权优势以及贸易渠道、工业配套等综合优势。让沿线各国产业依赖中国产业和市场，培育亲中人才，让沿线各国政治、经济与中国衔接，受中国支配，打造与中国交通体系相连的高速公路、高速铁路和航空、航海网络，形成以中国为中心的货币金融体系，开放商品、技术、资金、货币、人才市场，构建商品、技术、资金、货币、人才等各领域大型交易场所，最终形成以中国为中心的全球开放型经济体系。

“一带一路”推动现有国际经济秩序变革

现有国际经济秩序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美国主导建立的，在联合国框架下形成了统管贸易的世界贸易组织、统管货币、金融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推动世界经济增长消除贫困的世界银行三大机构。美国控制着国际机构治理和全球规则制定，主导着各领域事务管理，是现有国际经济秩序的缔造者、既得利益者和维护者。近年来，美国企图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推动TPP和TTIP谈判，主导全球贸易规则改写，进一步维护美国优势。美国不仅要求遵循市场机制，而且要求市场、资本权力超越某些国家主权，坚持市场竞争的弱肉强食原则，滥用市场优势，实现美国长期霸权的目的。

在现有国际经济秩序下，国际经济治理机制充满不平等、不公平，而且全球规则和利益分配机制也体现着不平等、不公平的经济利益关系，美国推动经济全球化，形成以跨国公司为主体的间接经济殖民体系，美国通过货币金融体系、跨国公司贸易投资体系、互联网信息技术体系控制、掠夺和隐蔽剥削经济落后国家，结果世界经济两极分化严重，世界充满冲突、战争、民族种族仇恨，世界经济危机四伏。

随着美国对俄罗斯的认识从“已经被击败的敌人”或“完全崩溃的敌人”的地位变为新的安全威胁，美国希望欧洲盟友成为与俄罗斯博弈的主力，并继续实施向亚太转变的战略，通过美元加息和TPP树立新的全球贸易规则从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那里加紧“剪羊毛”，增强美国霸权实力和霸权利益。

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是开放的，不针对第三方，不搞零和博弈和势力范围，反对利益攫取和殖民扩张。“一带一路”战略尽管一方面利用市场机制让不同发展阶段、发展水平的国家通过自身努力奋斗提升发展能力，另一方面又要防止市场机制带来发展不平衡、发展差距拉大和两极分化问题，弘扬国际主义、共产主义和中华文化的共同发展、共享发展成果、共同富裕理念，共筑命运共同体，构建世界经济和谐发展新秩序。

“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经济贸易发展的现实起点、基础不同，各国在贸易中利益有大有小、有多有少，这是正常的客观现实。贸易平衡、平等只能在互利共赢的贸易发展中实现。我们需要加大国际宣传和战略对话，消除战略误解和不信任，消除各国的抵触情绪和戒心。首先我国要率先扩大对沿线各国贸易投资开放，让各国能够从与华贸易合作中获益，从而吸引各国愿意参与共商共建。中国要以科技创新为抓手，带动产业升级换代，将过剩产能和外围产业向“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加快转移和布局，形成拱卫国内核心产业的国际分工体系，促进各国参与到“一带一路”共商、共建、共享之中，带动沿线各国经济发展和繁荣，促进当地产业发展和贸易平衡，增加当地就业和税收增长，打造“一带一路”命运共同体，谱写共筑世界经济新秩序的新篇章。

中国要以“一带一路”平台更加积极地参与全球治理改革，探索全球治理机制创新，弘扬“一带一路”核心价值观，进一步提升国际影响力，打破现有国际经济秩序铁幕。中国自由贸易区及区域经济合作取得积极进展。截至2015年底，中国已经签署并实施14个自贸协定，涉及22个国家或地区：分别是中国与东盟、韩国、澳大利亚、新加坡、巴基斯坦、冰岛、瑞士、智利、秘鲁、哥斯达黎加、新西兰的自贸协定，内地与香港、澳门的《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以及大陆与台湾的《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目前中国正在推进包括《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中日韩、中国—海合会等多个自贸区谈判。RCEP领导人达成了力争2016年结束谈判的共识。中国已经与欧亚地区八国签署了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部门间合作文件，与欧亚经济联盟确定了建立自贸区的长远目标，积极推进与“一带一路”国家商谈自由贸易区。中国还积极创办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以及丝绸之路基金等机构，这些都从不同领域推动中国参与全球治理、全球规则制定和新的全球经济秩序重塑。

中国要为世界经济发展主动负起更大责任，要积极领导好、制定好适合“一带一路”合作组织成功运作的贸易投资规则与标准，通过主导或参与区域经济整合把体现中国价值观的贸易投资规则和标准推向亚洲，走向世界，参与全球贸易投资规则和标准博弈，引领和完善全球贸易投资规则和标准，让世界各国伙伴们选择，分享中国向国际社会提供的全球经济秩序治理的公共产品（夏先良，2015）。⑬

结论与政策含义

本文对“一带一路”贸易合作发展进行了全面考察，认识到落实“一带一路”战略的核心内容是贸易合作，对“一带一路”贸易合作效果评价具有重要意义，要建立以中国为中心、周边为腹地、其他地区为外围的覆盖全球的空间地理结构，要弘扬和体现命运共同体核心价值。

首先本文基于“一带一路”命运共同体核心价值及其具体体现为贸易平衡可持续增长，建立了“一带一路”贸易合作效果评价理论，并依据评价理论提出了贸易失衡率评价方法和资本净流出评价法。

然后，本文对2015年“一带一路”贸易与投资合作分别开展全面评价，发现未全面显现战略效果，初步显现国别效果，投资合作展现出良好整体效果。评价结果折射出在“一带一路”战略体制机制、宣传解释、外交协商、义利观及价值观等方面存在的问题。由此认识到，未来“一带一路”战略实施将推动形成以中国为中心的新世界经济体系，也必将推动现有国际经济秩序变革。

通过对“一带一路”贸易合作发展的全面考察，我们有了比较全面的认识，既看到它取得的成效，也认知了所存在的问题。中国要进一步完善“一带一路”战略内容以及实施体制机制，制定完善的政策体系，研究“一带一路”合作组织实体化施工图。要充分考虑不同国家的困难、顾虑和需求，把命运共同体价值观、义利观融入战略、体制机制以及政策体系之中，宣传、外交、商贸、交通、金融、教育等部门要密切配合，确保国家战略顺利实施，达到预期战略目标。

（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项目“共建‘一带一路’的对外投资战略研究”的中间成果）

注释

1谭秀杰、周茂荣：《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贸易潜力及其影响因素——基于随机前沿引力模型的实证研究》，《国际贸易问题》，2015年第2期。

2杜尚泽：《一带一路，千年的时空穿越——记习近平主席访问塔吉克斯坦、马尔代夫、斯里兰卡、印度》，新华网，2014年9月23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4-09/24/c_1112598515.htm。

3公丕萍、宋周莺、刘卫东：《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的商品格局》，《地理科学进展》，2015年第34卷第5期，第571～580页；邹嘉龄、刘春腊、尹国庆、唐志鹏：《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格局及其经济贡献》，《地理科学进展》，2015年第34卷第5期，第598～605页；郑蕾、刘志高：《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直接投资空间格局》，《地理科学进展》，2015年总第34卷第5期，第563～570页。

4苏杭：《“一带一路”战略下我国制造业海外转移问题研究》，《国际贸易》，2015年第3期。

5陈虹、杨成玉：《“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国际经济效应研究——基于CGE模型的分析》，《国际贸易问题》，2015年第10期。

6许和连、孙天阳、成丽红：《“一带一路”高端制造业贸易格局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复杂网络的指数随机图分析》，《财贸经济》，2015年第12期，第74～88页。

7公丕萍、宋周莺、刘卫东：《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的商品格局》，《地理科学进展》，2015年第34卷第5期，第571～580页。

8邹嘉龄、刘春腊、尹国庆、唐志鹏：《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格局及其经济贡献》，《地理科学进展》，2015年第34卷第5期，第598～605页。

9郑蕾、刘志高：《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直接投资空间格局》，《地理科学进展》，2015年总第34卷第5期，第563～570页。

10习近平：《共同开创中阿关系的美好未来——在阿拉伯国家联盟总部的演讲》，环球网，2016年1月21日，http://world.huanqiu.com/exclusive/2016-01/8425708.html。

11Chhibber, Ajay, "China's One Belt One Road Strategy: The New Financial Institutions andIndia's Options", Working Paper No. 2015-155, National Institute of Public Finance and Policy , September 2015. http://www.nipfp.org.in/media/medialibrary/2015/09/WP_2015_155.pdf.

12Churchman, Kyle, "Beijing's Boldest Plan Yet Faces West", January 12, 2016. http://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beijings-boldest-plan-yet-faces-west-14876.

13岑丽君：《中国在全球生产网络中的分工与贸易地位——基于TiVA数据与GVC指数的研究》，《国际贸易问题》，2015年第1期。

14夏先良：《中国“一带一路”与美国TPP在全球贸易规则上的博弈》，《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5期，第549～557页。

责 编／马冰莹

The "Belt and Road" Strategy and the New World Economic System

Xia Xianliang

Abstract: Trade cooperation is the core content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Belt and Road" strategy. To evaluate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Belt and Road" trade cooperation, we should look at the spatial-geographic structure with China as the center, the surrounding areas as the hinterland, and the other areas as the peripheral, and carry on and reflect the core value of the community of destiny. The study found that trade cooperation has not fully revealed the strategic effect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year of the “Belt and Road”, but has exhibited country-specific characteristics; investment cooperation shows good overall effect; and reflects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system and mechanism of the "Belt and Road" strategy, publicity and explanation, diplomatic negotiation, the concept of righteousness and interests, and the outlook on values. The future implementation of the "Belt and Road" strategy will promote the formation of China as the center of the new world economic system, and will also move ahead with change in the existing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der.

Keywords: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the community of destiny, trade imbalance ratio, new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der, new world economic system

夏先良，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博导。研究方向为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国际知识产权。主要著作有《知识论——知识产权、知识贸易与经济发展》《中美贸易平衡问题研究》《中国“走出去”方式创新研究》《中国外贸发展方式战略转变研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