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伴随近年来韩国亚太地区外交的“风生水起”，韩国版的“亚太均衡”战略逐渐浮出水面。这一战略源于韩国对地缘政治格局、国家综合实力、核心利益诉求等方面的认知调整，集中反映了韩国的亚太观及区域战略选择。这其中，对“中等国家”身份的再确认，成为推动韩国“亚太观”变迁的主要因素之一。或者说，韩国的“亚太观”主要是受制于“中等国家”的身份定位。李明博时期的“新亚洲倡议”计划、朴槿惠时期的“东北亚和平合作构想”等，表明了韩国在地区范围、合作领域、制度建构等层面对“中等国家”身份的再确认，以期实现韩国在亚太地缘政治格局中的政治“主导”、经济“中心”、安全“自主”的新的战略转向。
【关键词】中等国家 东北亚均衡者 亚太均衡战略 信任外交 韩国
【中图分类号】F114.1 【文献标识码】A
【DOI】【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6.10.002
伴随综合国力的显著增强、国家利益的不断拓展、地区形势的持续变动，韩国的“亚太观”几经变迁，其区域战略选择屡有调整。这其中，对“中等国家”身份的再确认过程，成为主导韩国地区事务策略的关键性因素之一。对“中等国家”概念有着很多的划分标准，从国家实力、国家意愿、地区影响力、外交独立性四个角度进行综合性界定成为一种通约标准。在此，“中等国家”是指国家实力介于大国与小国之间，拥有参与国际与地区事务的国家意愿，外交独立且在国际或地区层面有着一定影响力的国家。在世界格局与国际秩序中，“中等国家”往往发挥着独特的重要作用。目前，把本国明确定位为“中等国家”的有澳大利亚、韩国、加拿大、印度尼西亚、墨西哥、土耳其等国家。韩国作为“中等国家”的重要一员，其身份定位及再确认的过程，从多个方面影响着它的“亚太观”及基于“亚太均衡”原则的区域战略选择。
韩国“中等国家”身份的再确认
二战结束后，韩国终于摆脱了日本的长期殖民统治，但独立后韩国的经济贫困、政治动荡、军事羸弱，不得不依赖于大国的政治安全保护。冷战初期的韩国一度沦为了美苏争霸的“前沿缓冲地带”，当时的韩国既没有意愿也没有能力参与地区事务处理，其在外交安保等方面唯美国马首是瞻。伴随经济与军事实力的不断增强以及亚太地区事务与朝鲜半岛问题的日趋复杂化，韩国要求在地缘政治上发声的意愿愈加强烈，其多届政府频繁在各种国际场合上表明态度。卢泰愚时期，“中等强国行动主义”①成为当时韩国政府重要的外交理念之一，其推行的“北方外交”体现了韩国渴望外交独立及参与地区秩序构建的强烈意愿。伴随国家实力的不断增强，韩国在东北亚地区的影响力和作用力得到显著提升，其参与地区事务处理的极大热情和要求摆脱美国控制的情绪日益高涨。此时的韩国初步具备了成为“中等国家”的基本要件，对自身“中等国家”的身份定位开始明确出现在韩国领导人的讲话与外交理念中。随后的金泳三时期、金大中时期继承了“中等强国行动主义”的外交理念，积极发挥韩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建设性作用。金泳三时期成功推动了东盟地区论坛（ARF）、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CSCAP）、东北亚合作对话（NEACD）等多边对话机制，展现了韩国渴望主导地区事务的强烈愿望。金大中时期提出了“东北亚中心国家”的新战略构想，力图把韩国打造为东北亚地区的商贸与物流中心。金泳三时期、金大中时期的外交理念，集中展现了韩国参与地区事务的积极性与行动力，一些理念颇有建设性和前瞻性。这一时期，韩国逐渐展现了作为“中等国家”参与地区事务的信心和决心。卢武铉时期提出的“和平与繁荣的东北亚时代”的新构想，对东北亚的政治、经济、安全、军事等领域提出“一揽子”的规划，并在该构想下表明了“东北亚均衡者”的新主张。韩国冀以“均衡者”的姿态在大国地缘政治博弈中发挥独特的作用。“东北亚均衡者”理念的提出，被视为韩国务实“均衡”战略的源头所在，成为韩国“中等国家”身份的再确认阶段的重要战略举措。
卢武铉时期“东北亚均衡者”的新构想提出后，务实的“均衡”理念日益深入到韩国外交事务活动中，使韩国在地区事务层面表现的更像一个“中等国家”。随着朝鲜半岛局势、地区安全形势及韩国国内形势的剧烈变动及深刻影响，韩国认识到没有大国力量的支持，韩国的地区主张只能是沦为大国参考的备案而已，完全没有号召力和影响力。于是，在务实的“均衡”理念的持续影响下，李明博时期、朴槿惠时期对韩国的外交政策做出了一系列的新调整与新规划。这具体表现在影响范围的再扩大、合作领域的再拓展、机制构建的再深化三个方面。由此，韩国的“中等国家”身份再次得到了新的确认和强化。
一是影响范围的再扩大。这表现为韩国“立足东亚，面向亚太”的构想主张。以李明博时期的“新亚洲倡议”计划为标志，韩国明确提出了把以往的局限于东北亚地区的“区域外交”扩大为整个亚洲的“地区外交”，要实现“区域外交”与“地区外交”的新平衡。对韩国来说，东盟地区是经济发展的关键所在，中亚、西亚是资源开拓的重点区域，而澳洲地区是利益补充的主要来源。与卢武铉时期的“东北亚均衡者”的战略构想相比较，“新亚洲倡议”计划涉及的范围更加广泛。李明博政府希望通过扩大地区作用范围，把韩国的影响力和作用力由东北亚地区快速推向整个亚洲乃至亚太地区。从最近几届韩国政府的外交活动来看，韩国基本上实现了与亚太地区国家建立更加紧密的互动关系的战略夙愿，一定程度上提升了韩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和辐射力。
二是合作领域的再拓展。这表现为坚定经济合作，拓展新型合作。2009年10月，李明博在韩国—东盟首脑会议上强调，要推进“经济开发合作、低碳绿色增长、文化人才交流”②等三大领域的合作关系，提出设立亚洲山林合作机构、建立韩国文化院等具体措施，把双方合作拓展到了环保、文化等新型合作领域。朴槿惠时期提出的“东北亚和平构想”是韩国“中等国家”身份的再确认阶段的重大外交理念之一，其“主张韩国、中国和美国等六方会谈与会国首先从气候变化、反恐和核能安全等非政治领域议题进行对话，逐渐增进区域内国家之间的信任，扩大交流与合作。”③虽然朴槿惠政府的这一政策主张未受到中、美等国家的积极响应，但展现了韩国希望拓展非政治领域内合作关系并发挥其“中等国家”身份在全球环境治理中的主导作用的强烈意愿。这是促成韩国在随后的全球环保外交合作中取得显著成就的重要保障之一。合作领域的再拓展，为韩国“中等国家”身份的再确认提供了新的发挥空间。
三是机制构建的再深化。参与并主导构建地区合作机制，实现地区合作机制的再深化，这是韩国作为“中等国家”渴望实现的战略夙愿。从目前的国家实力与影响力来看，韩国尚不具备中、美等大国在亚太地区机制构建中的能力。因此，韩国在构建地区合作机制的理念和方式上，表现为积极参与多边合作机制，不断深化双边合作机制。一方面是多边合作机制的再深化，这表现为参与本地区在经济、政治、安全、环保等领域的合作机制建设，推动作为“中等国家”的韩国主导地区合作机制建设进程。韩国的多边合作机制建设逐步实现了从体制合作到内容合作的新拓展与新深化。在推动主导“中等国家”合作体的问题上，韩国明确把自身定位为“中等国家”，希望通过构建高层次、全方位、多领域的多边合作机制，使韩国成为推进“中等国家”紧密合作的主导性力量。另一方面是双边合作机制的再深化，这表现在经济外交推动下的韩国FTA建设。如中韩FTA协定签订后，地方经济合作机制建设成为中韩经贸合作的新亮点与新重点，使中韩双边合作机制深入到地方合作层面成为一项战略选择。韩国在机制构建层面的再深化举动，进一步提升了其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与号召力，显著增强了韩国对“中等国家”身份的再认同。
韩国的亚太观：一种总体性的认知
韩国的亚太观反映的是它对整个亚太地区的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地缘安全、地缘文化等诸多方面的总体认知状况。从卢武铉时期开始，韩国对亚太地区的战略认知愈加清晰。“机遇与挑战同在，竞争与合作并存”的多维认知结果，构成了韩国“务实”的亚太观，并长期影响着韩国的区域战略选择。
亚洲崛起是机遇，地缘热点是挑战。2008年金融危机给美国、欧洲等主要经济体以沉重打击，亚洲国家虽受波及，但依然保持着充分的发展活力和巨大的发展潜力。随着中国、东盟地区等国家经济的迅速崛起，世界经济格局的中心快速转向了亚洲地区。加强同亚洲国家的密切合作关系，充分利用亚洲地区丰富的资源和广阔的市场，促进韩国经济振兴是当务之急。因此，亚洲经济崛起被韩国视为摆脱经济低迷状态，实现国家振兴的重要机遇。
随着亚洲经济的迅速崛起，亚太地区逐渐成为世界经济和全球政治的中心，但经济繁荣的背后隐藏着严重的信任危机和安全风险。亚太国家普遍处于经济上相互依存、地缘关系上紧张的尴尬境地，这就是朴槿惠总统认为的“亚洲悖论”④。在朴槿惠总统看来，“亚洲悖论”加重了亚太国家之间的战略互信缺失状态，致使某些国家固执于零和博弈的冷战思维，政治上相互攻讦、军事上相互恫吓、外交上相互龃龉，加剧了亚太地区局势的紧张程度，进一步抬高了整个地区的安全风险。亚太地区局势的趋紧程度和地缘安全状况的不确定性，既为韩国提供了发出“韩国声音”的舞台，也给韩国的国家安全、经济合作等带来了严峻挑战。
大国竞争是常态，亚太合作是主流。冷战结束后，亚太地区成为新一轮大国战略博弈的主战场。中、美、俄、日等大国在亚太地区诸多地缘热点问题上进行了一系列的战略博弈，上述国家关系的发展状况使韩国相信这些大国战略博弈不是零和性的而是竞合式的。
从竞争层面看，大国之间的“有限”竞争日趋的常态化。目前亚太地区处在“主导权转移”的过渡阶段，美国出于护持亚太地区主导权的战略考虑，极力遏制中国崛起，加快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强化前沿兵力部署态势。日本则推波助澜，积极响应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美日两国极力渲染“中国威胁论”，在海洋、人权等问题上对中国施加压力。面对美国的一再挑衅举动，中国一方面加强对正当海洋权益的监督与保护力度，另一面积极推动“一带一路”愿景与行动的落实发展。虽然中美亚太地区的竞争局面日趋激烈，但双方始终恪守“有限”竞争的原则，未把地缘热点问题上的“口水仗”升级为“冷战式”的大国对抗。在应对突发事件时，中美双方始终保持克制与沟通的理性态度，以防事态进一步的升级和恶化。“有限”竞争是当前大国竞争的主要形式，既满足了参与竞争的大国实施国家战略和捍卫国家利益的愿望，又能够降低因竞争恶化而引发战争的风险。伴随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的持续实施，中、美、俄、日四大国在亚太地区的竞争呈现一种常态化的新局面。
从合作层面看，推进全面合作仍是亚太大国的首选战略。虽然中美两国围绕亚太地缘热点问题“斗”的不可开交，但激烈竞争背后是双方的高度依存状态。中美在亚太地区的激烈竞争态势，丝毫没有影响到双方在经济贸易、人文交流、环境保护等领域的密切合作关系，彼此互为最大贸易伙伴、人文交流频繁、共同引领环保潮流，这种态势和趋势使韩国确信合作在中美关系发展中仍是主流。虽中日关系受制于历史、领土等问题，但双方依然保持着密切的经贸合作关系，人员流动愈加频繁。总的来说，亚太大国在经贸、人文、环保等领域的合作程度不断加强和加深，经济相互依存关系的日益显现与深化，彼此之间的经济相互依存性具有敏感与脆弱的特点，因此，推进全面合作仍是亚太大国的首选战略。
“中等国家”身份影响下的“亚太均衡”战略
“中等国家”的身份定位及再确认，决定了韩国在复杂的亚太大国的战略博弈中采取更加务实化的态度，奉行“亚太均衡”战略。“基于亚太大国均势，兼顾地区多元平衡”，成为韩国“亚太均衡”战略的突出指向。实际上，“亚太均衡”战略是对“东北亚均衡者”战略的一种继承，通过政治、经济、军事、人文等战略手段，最终实现韩国在亚太地区的政治“主导”、经济“中心”、安全“自主”的新的战略转向。
政治维度。韩国“亚太均衡”战略在政治维度上的终极目标是，使其成为亚太地缘政治的主导性国家。由于“中等国家”实力的制约，韩国始终无法达到中、美、俄、日等亚太大国的地区影响力，其“均衡性”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在国家互动层面，主要是均衡亚太大国与地缘邻国，实现“大国外交”向“邻国外交”的新转变，避免韩国再次成为大国战略博弈的“前沿缓冲地带”；二是在地区联动层面，主要是均衡半岛区域外交与亚太地区外交，实现“区域外交”向“地区外交”的新转变，避免出现韩国囿于朝鲜半岛问题的外交困境，推动区域外交向地区外交的新转变，最终实现半岛区域与亚太地区的常态化联动。
第一，国家互动层面：大国外交转向邻国外交。到卢武铉时期，韩国一直秉持大国外交的基本原则。从追随美国到“四强外交”，大国外交始终是韩国外交的重点所在。李明博时期、朴槿惠时期基本上接受了卢武铉时期的“东北亚均衡者”理念，即在国家互动层面和寻求亚太大国均势外交的基础上，努力实现大国外交与邻国外交的新平衡。
在卢武铉时期“东北亚均衡者”理念下的韩国被定义为“东北亚地区国家”，其目标是实现东北亚及朝鲜半岛的安全与稳定，实现东北亚地区的大国均衡。由此，韩国外交的中心任务转向大国外交，主要是面向中、美、俄、日等大国。实现亚太大国均衡的“四强外交”，成为卢武铉时期的一项重要国策。“改善中韩关系，争取韩国自主”成为当时韩国扮演“东北亚均衡者”的战略目标之一，其结果是拉近中韩关系、弱化美韩关系，韩国自主能力增强。伴随亚太地区经济崛起，韩国已无法忽视该地区中小国家取得的发展成就。对韩国而言，改善与亚太地区国家关系，推进亚太邻国外交势在必行。李明博时期的“新亚洲倡议”计划明确提出要平衡“四国外交”与“邻国外交”，其理念是以均衡大国外交为基础，推进大国外交与邻国外交的新平衡。为此，李明博总统上台伊始便对中、美、俄、日四大国进行了访问，一方面极力恢复卢武铉时期有所弱化的韩美、韩日关系，另一方面积极推进韩国与中、俄等国家的友好关系，致力于把韩国打造为大国战略博弈的沟通“桥梁”。在亚太邻国外交方面，李明博政府摆出积极姿态，极力寻求进一步提升同亚太地区中小国家关系的机会，对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尼西亚、泰国等国家进行了访问，并在能源、经贸、环保等方面达成重要共识。目前，韩国与印度尼西亚、越南、泰国等国家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初步实现了提升与亚太地区中小国家关系的邻国外交目标。
朴槿惠总统执政以来，对李明博时期的外交政策进行了调整，展现较之于上届政府更加“务实”的态度。在大国外交方面，韩国仍以“四强外交”为基础，致力于全面强化美韩同盟关系，推动中韩“信任外交”，坚持对日本的“双轨”外交，谋求稳定发展韩俄关系，并取得了显著成效。在邻国外交方面，朴槿惠总统对亚太地区邻国展开了新一轮的外交攻势，在东南亚地区积极开展“推销外交”，在中亚地区竭力推动“资源外交”，由此助力和提升韩国的亚太地区影响力。
第二，地区联动层面：区域外交转向地区外交。随着国家实力的快速增长，韩国实现了由贫穷落后的“边缘国家”向“中等国家”身份的华丽转身。由于地缘环境的深刻影响，朝鲜半岛问题始终困扰着韩国，成为束缚韩国“均衡战略”的枷锁。朝核问题、统一问题是关乎韩国生死存亡的根本问题，韩国历届政府均把朝鲜半岛问题作为韩国外交的核心方面。全力争取朝鲜半岛问题处理解决的主动权和主导权，成为韩国历届政府的重要战略目标。伴随朝核问题的新的愈加复杂化的发展，韩国深刻意识到解决朝鲜半岛问题的主动权和主导权掌握在美国手中。由此，强化美韩军事同盟关系成为当务之急和最优选择。固守朝鲜半岛区域，争取朝鲜半岛问题处理解决的主动权和主导权的相关政策，不断被韩国高层所反思和调整。其中的一个政策变化结果是李明博时期、朴槿惠时期均采取了更加积极有为的地区外交政策。
从具体政策看，虽然李明博时期、朴槿惠时期针对朝鲜半岛问题的具体略有所不同，但在地区外交层面上趋于一致。在朝鲜半岛问题上，李明博时期以美韩军事同盟体系为基础，采取相当强硬的对朝政策；而朴槿惠时期则采取了“强硬折中”的对朝政策，积极谋求和推动“半岛信任进程”。在地区外交层面上，李明博时期、朴槿惠时期均采取了相似的外交手段。以东盟地区为例，李明博时期提出的“新亚洲倡议”计划把东盟地区作为韩国外交的重点地区，以韩国—东盟首脑峰会为平台，积极推进韩国—东盟伙伴关系的新发展，进一步增进韩国与东盟国家在政治、经济、安全、社会等方面的互动及交流，提升韩国在东盟地区的影响力和辐射力。朴槿惠时期对东盟地区外交基本追随了李明博时期的外交模式，仍是以韩国—东盟首脑峰会为平台。在2014年12月召开的韩国—东盟特别峰会上，双方发表《面向未来联合声明》，一致决定在政治、国家安全、朝鲜半岛问题等领域加强合作关系。朴槿惠政府提出的“半岛信任进程”及“东北亚和平合作构想”等外交理念，也得到了东盟国家的肯定认可。通过“区域外交”转向“地区外交”的均衡外交战略，韩国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囿于朝鲜半岛事务的“区域外交”的枷锁，在拓宽外交视野、活跃地区外交的同时，也使其外交理念与政策得到了域内国家的肯定与支持。韩国的“中等国家”身份被域内国家所认同和接受，更加激发韩国参与亚太地区事务的积极性和热切性。
经济维度。韩国“亚太均衡”战略在经济维度的最终目标是成为亚太地区的经济中心国家。在此，所谓的“中心国家”不是自身经济体量层次的概念，而是亚太地区经济格局的“中心地位”的国家。简而言之，就是与亚太地区所有愿意与韩国建立经济贸易关系的国家，确立密切的经济贸易合作关系。这里的“均衡性”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均衡大国与小国的经贸关系，突出韩国与亚太大国经济合作的重要性，同时全面推进韩国与亚太地区中小国家的经贸合作关系，避免经济层面过度依赖某一大国的局面；二是拓宽经济合作领域，追求新型经济的增长点，完善并深化各项经贸合作制度，实现地区经贸的多元化与制度化。
第一，突出经济重点，推进全面合作。韩国是亚太地区重要的新兴经济体，但在人口数量、国土面积、市场容量、外汇储备等方面，其无法与中国、美国、欧盟等世界主要经济体相比。韩国无法在经济体量上实现“赶美超中”，成为亚太地区经贸合作格局的“中心国家”是韩国的务实性选择。与政治维度的“四强外交”相类似，韩国在经济维度上以中韩、美韩、韩日、俄韩之间的经济合作作为其在亚太地区的经济发展重点。从目前状况看，韩国对中国的经济依赖程度较高，导致韩国对中国经济依赖的敏感性和脆弱性的与日俱增局面。另外，美韩已经签署FTA协定。在美韩TPP协定谈判问题上，双方没有重大的战略分歧。如果美韩最终签署TPP协定，届时韩国会成为中、美两国经贸关系中的“中心国家”。韩国既可以在中韩、美韩经济合作中获得新的更多的经济实利，又可以通过经济外交手段对中、美两国实施非对称性影响，从而达到均衡亚太大国博弈的战略目的。
为避免出现经贸领域过度依赖某一大国的尴尬局面，韩国正全面推进与亚太地区中小国家的经贸合作关系，其推进合作的方式以签署FTA协定为主。东盟历来是韩国经济外交与地区外交的关键地区，韩国与东盟早在2005年就签署了FTA协定。目前，东盟已成为韩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双方关系正朝着更加纵深化的方向快速发展。除东盟国家外，韩国与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也签署了FTA协定。截至2014年末，韩国已经与50个国家签署FTA协定，成为当今世界第二大“FTA大国”。韩国的世界“FTA大国”地位的确立，使其初步实现了在亚太地区主导构建FTA网络的战略目标，为下一步韩国成为亚太地区的经济中心国家奠定了厚重基础、搭建了坚实平台。
第二，拓宽发展领域，深化制度建设。韩国在主导构建亚太地区FTA网络的同时，不断寻求拓展经济合作领域。除经贸合作领域外，韩国在积极发掘文化、旅游等方面的合作发展潜力，大力拓展第三产业领域的合作与交流。随着近年来全球生态环境的恶化，实现经济的绿色增长成为世界各国的共同追求和理想模式。2009年10月，时任韩国总统李明博在韩国—东盟特别首脑会议上提出在“开发合作、文化及人员交流、低碳绿色增长”⑤领域实现对“东盟的承诺”，并表示“强烈希望东盟成为绿色增长的合作伙伴”。⑥2010年10月，韩国号召并与东盟国家成立“亚洲森林合作组织”（AFOCO）；2011年11月，韩国与东盟国家签署《森林合作协定》；2012年10月，韩国主办亚欧会议绿色增长与中小企业论坛⑦，展现韩国渴望拓展“绿色环保”领域合作的强烈意愿。朴槿惠时期，韩国在巩固与东盟国家贸易、资源等领域密切合作关系的基础上，大力推进其在东盟地区的经济外交和推销外交，力图把韩国与东盟经贸合作关系提升到新的更高层次。
伴随韩国在亚太地区经贸合作领域的不断拓展势头，其主导构建区域经济合作制度的意愿更加强烈、能力快速提升，呈现“多边合作促进双边合作”的新特点。在深化多边合作机制方面，韩国与东盟国家合作的最大平台是1997年形成的“东盟10+3”多边合作机制。在该框架下，韩国与中、日、东盟等国家签署了清迈倡议多边协定（CMIM），建立双边货币互换网络机制。通过深化“东盟10+3”多边合作机制，进一步增强了东亚国家应对金融危机的能力和水平。在深化双边合作机制层面，韩国努力寻求推进与东盟国家双边合作的机会。2005年和2006年，韩国基本完成了与东盟国家的FTA谈判，为其推进与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越南等国家双边FTA谈判奠定了良好基础。此外，韩国积极参与湄公河流域合作，初步形成以“证券交易所”为主要形式的金融交流机制，实现与缅甸、老挝、柬埔寨等湄公河流域国家的金融接触。总体来看，韩国已经实现对东盟国家经济外交的全覆盖，不仅涵盖经济贸易、基础设施等传统领域，还涉及核电、环保等新兴经济领域。在深化经贸合作机制方面，韩国既强调韩国—东盟多边合作机制的发展与强化，又注重与东盟国家双边合作机制的构建与深化，基本上实现了地区经贸的多元化和制度化的目标构想。
安全维度。在安全上，韩国一直摆脱不了“悖论”的束缚。一方面，美韩军事同盟体系是韩国在朝鲜半岛必须依仗的坚实后盾；另一方面，“美主韩从”的非对称性同盟结构的存续，无论在精神还是国家形象上深刻刺激着韩国。从目前朝鲜半岛局势而言，这个“悖论”会继续存在。由此，韩国在安全维度的战略均衡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针对朝鲜半岛问题的现实状况，继续深化美韩军事同盟体系，在进一步提升自主国防能力的同时，加快实现韩国国防交流的多元化，避免完全沦为美国的附庸；二是针对朝鲜半岛统一的理想状况，推进南北信任进程，构建有效交流机制，争夺朝鲜半岛问题处理解决的主动权和主导权，敞开南北对话大门，为朝鲜半岛的最终和平统一奠定基础。
第一，深化美韩同盟，提升自主国防。在美韩军事同盟问题上，卢武铉时期的失败为李明博时期、朴槿惠时期的政策调整提供了经验。就目前状况而言，解决朝鲜半岛问题的钥匙依然掌握在美国的手中。美国的“战略忍耐”政策，使朝鲜在核武建设、导弹问题上一再触犯周边国家的底线，使本地区陷入到持续动荡紧张的局面，也严重威胁着韩国国家安全，逼迫韩国不得不倚重美韩军事同盟体系。伴随朝鲜半岛局势的新升级的巨大压力和美日军事同盟的新深化的强力刺激，李明博时期、朴槿惠时期做出深化美韩军事同盟体系的政策调整。李明博时期着力把美韩军事同盟打造为全方位的“21世纪战略同盟关系”，朴槿惠政府则希望把美韩军事同盟提升为“全面战略同盟关系”。不断深化美韩军事同盟体系，既有应对朝鲜半岛危机日趋深化的现实考虑，又有提升韩国自主国防能力及水平的意图想法。为防止韩国在军事安全层面过度依赖美国，韩国积极推动和实现国防工业的自主化与国防交流的多元化。近年来，韩国国防工业发展迅速，“韩国2015年国防出口近35亿美元，连续3年超30亿美元”⑧。目前，韩国已经基本实现了国防工业的自主化。中韩两国军事领域交流的日趋频繁和丰硕成果，成为韩国对外军事安全交流的一大亮点。2014年，中韩两国签署《关于建立国防部直通电话的谅解备忘录》⑨，为中韩两军的进一步交流与合作铺平道路。中韩军事交流的常态化，进一步提升了韩国在地区安全层面的影响力，增强了其应对地区安全局势变化的自主性选择余地。
第二，推进南北信任，构建交流机制。朝鲜半岛问题是亚太地区最为“棘手”的地缘热点和难点，该问题迟迟无法妥善解决的症结在于朝鲜与美、日、韩之间缺乏必要足够的战略信任。在朝核问题上，朝鲜与美国的互不信任体现为朝鲜“先承诺，后弃核”与美国“先弃核，后援助”的政策性矛盾。在朝鲜半岛统一问题上，朝鲜与韩国的互不信任体现为“北方统一南方”与“南方统一北方”的结构性矛盾。朝鲜与美国的战略互信因朝鲜的多次核导试验而陷入困境；朝韩之间信任进程虽受朝核问题的负面影响，但韩国为实现南北战略互信付出了不懈努力。韩国清楚美日干预朝鲜半岛事务绝非“真心”，但实现朝鲜半岛统一是韩国的夙愿与“真意”。因此，朴槿惠总统上任后提出推动“半岛信任进程”，在坚持朝核问题六方会谈的基础上，构建半岛对话机制，保持南北交流畅通。由于朝核问题六方会谈的长期停摆，韩国只得寻求与朝鲜直接对话的机会。2015年朝韩双方进行了较为频繁的对话交流，总体呈现良好的发展势头。由于2016年初朝鲜进行了第四次核试验并发射卫星，朝韩互动的良好局面被打破，朝鲜半岛复归于剑拔弩张的高危险局势。朴槿惠政府提出启动“五方会谈”的政策主张⑩，并希望以此取代六方会谈机制。这一政策主张没有得到相关国家的积极响应，但韩国极力争取朝鲜半岛问题解决处理的主动权和主导权的战略意图更加的明确与清晰。
结语
无论是从历届韩国政府的外交理念与外交活动，还是从韩国的国家实力和地区影响力来看，韩国的“中等国家”身份定位及再确认无疑具有合理性和正当性。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亚太观，表明韩国对待地区事务方面的务实态度和争上姿态。对“经济依靠中俄、安全依靠美国”的韩国而言，冷战思维式的选边站队策略是绝不可取的。地域发展机遇、地缘政治挑战、地区安全风险的合力作用，促使韩国在亚太地区采取务实化的“均衡”战略，旨为协调地区紧张局势，寻求韩国国家利益的最大化。不过，韩国要实现亚太地区大国的均势化局面，兼顾地区多元平衡的战略构想在短期内无法实现。加快深化的美韩军事同盟体系，势必对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发展及朝鲜半岛问题的处理解决形成巨大的阻碍作用。实现在中美两个大国之间的巧妙的战略平衡，成为韩国“亚太均衡”战略的难点所在。卢武铉时期、李明博时期均未实现这种战略平衡，虽然朴槿惠时期触碰到这个战略平衡点，但复杂多变的亚太地缘政治形势使韩国的“亚太均衡”战略面临多种挑战。韩国要实现在亚太地缘政治格局中的政治“主导”、经济“中心”、安全“自主”的新的战略转向，无疑是任重而道远。
（本文系教育部留学回国人员科研启动基金项目“东亚地缘格局变迁与中国的地缘战略选择”（编号：第48批）及吉林大学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行动计划（2011-2020）青年学术骨干支持计划项目“东亚安全风险管理与中国的区域安全战略”（编号：2012FRGG15）的阶段性研究成果；吉林大学行政学院国际政治系2014级硕士研究生孙天宇是本文的第二作者）
注释
①刘雨辰：《韩国的中等强国外交：动因、目标与策略》，《国际论坛》，2015年第3期，第72～78页。
②《韩媒：韩“新亚洲外交构想”挑战中日》，环球网，2009年10月27日，http://oversea.huanqiu.com/political/2009-10/614972.html。
③凌胜利：《韩国的中等强国外交演变：从卢武铉到朴槿惠》，《当代韩国》，2015年1月，第42～55页。
④《朴槿惠：东北亚现“亚洲悖论”潜力未被完全挖掘》，中国网，2013年06月27日，http://www.china.com.cn/international/txt/2013-06/27/content_29248628.htm。
⑤⑥张明亮：《韩国的东盟战略——以其“新亚洲构想”为视角》，《东北亚论坛》，2010年第2期，第89～95页。
⑦宋效峰：《中等强国视角下的韩国东南亚外交》，《东南亚南亚研究》，2013年第2期，第7～13页。
⑧《韩国去年国防出口近35亿美元 连续3年超30亿美元》，中国新闻网，2016年01月21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6-01/21/c_128653149.htm。
⑨《中韩第四次国防战略对话在北京举行》，中国新闻网，2014年07月23日，http://www.chinanews.com/mil/2014/07-23/6419069.shtml。
⑩《详讯：朴槿惠首提六方会谈无用论 倡议五方会谈对朝施压》，韩联网，2016年1月22日，http://chinese.yonhapnews.co.kr/domestic/2016/01/22/0401000000ACK20160122004800881.HTML。
Northeast AsianEquilibrium: The Regional Strategic Choice of South Korea
Guo Rui
Abstract:With the successof South Korea in the Asia Pacific diplomacy in recent years, the Koreanversion of the "Asia Pacific Equilibrium" strategy has gradually beenbrought to surface. This strategy results from South Korea's adjustment to theunderstanding of the geopolitical situation, and its national comprehensivestrength and core interests, reflecting South Korea's outlook on the AsiaPacific and its regional strategic choice. Among all the factors, there-confirmation of its status as a "middle state" is the main onecausing the change of its Asia Pacific view. Or in other words, its "AsiaPacific view" is mainly restricted by its "middle state"identity. The "New Asia Initiative" during Lee Myung-Bak's presidencyand the "Northeast Asia Cooperation Plan" during Park Geun-hye'spresidency indicate that South Korea reconfirms its "middle state"status in terms of geography, areas of cooperation and institutionalconstruction, in order to make a strategic shift towards having political"dominance", being an economic "center" and enjoying"independent" security in the Asia Pacific geopolitics.
Keywords: middle state, Northeast Asia Equilibrium, the Asia PacificEquilibrium strategy, trust-based diplomacy, South Korea
【作者简介】
郭锐，吉林大学行政学院国际政治系教授、博导，国家领土主权与海洋权益协同创新中心兼任研究员。研究方向为朝鲜半岛问题、东亚安全与军备控制、跨境公共危机治理。主要著作有《东亚地缘环境变化与中国区域地缘战略》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