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际范围内，以自由贸易和金本位为特征的经济秩序都是依赖市场自我调节和管理。英国通过与西欧工业化国家相互签订的自由贸易协定，以及由此确定的最惠国待遇原则，冲破了过去重商时代留下的种种贸易藩篱，形成了自由开放的国际市场。英国在经济和贸易上的优势地位，使得其实施的金本位成为国际货币制度。这对国际经济增长和繁荣，提高生产效率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特别是对当时经济领先的英国来说，意义更为积极。新的国际经济秩序有力推动了英国的工业品出口，廉价地获得海外农产品和原料。金本位制使得英镑作为国际通用货币，既便利其国际借贷，也有助于其控制国际金融市场。
然而，英国主导权的取得，除了经济的优势地位外，还得益于消除了最大的竞争对手——法国。拿破仑战争中，英国站在欧洲的正统王朝联盟一边，共同对付这一劲敌。在消除法国这一最大的竞争对手之后，英国再次利用“均势”策略，一方面防止复辟的正统王朝干涉欧洲各国新兴的资本主义发展，破坏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得以运行的社会基础；另一方面防止欧洲大国之间的地缘政治竞争酿成长期性的重大战争，破坏国际稳定，扰乱新的国际经济秩序赖以运行的国际安全环境。
在这种新的国际经济秩序下，殖民战争以及殖民统治成为英国和西欧大国实现世界性工业与农业分工，使农业民族从属于工业民族的重要方式。“日不落帝国”的殖民地遍及世界，成为英国主导世界的象征。这固化了世界市场建立以来的中心与外围的结构，使得工业中心从农村外围获得了源源不断的积累。
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等人创立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为这一秩序提供了意识形态的合理性解释：“平等”的个人在市场中按自己的（比较）优势参与分工，通过市场交换使个人与集体的福利都得到增长，社会资源得到了有效利用，由此导致追求私利的个体在市场交换机制中实现利益的互补，从而达到社会的和谐。自由贸易同样达到这种效果，国家按比较优势进行分工，通过交换实现国家间利益的和谐，从而保障国际的和平与稳定。古典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是：市场带来个人的福利和自由、社会的和谐与安全。客观上应该承认，较之于封建制度和重商时代特有的人身依附、特权，这一制度无疑有着巨大的进步性。然而，同时也必须承认，这一秩序并没有带来这种意识形态所宣扬的平等与和谐，因为它漠视这种秩序带来的个人之间的不平等、贫富分化和不自由（市场的非人身强制）；并且讳言这种秩序产生的民族之间的不平等、不正义。这种国内的不公平是通过自由主义国家的压制来获得稳定，沃勒斯坦就说，自由主义国家是一个“强国家”，是一个“能够保护他们（资产阶级）免于工人不满的破坏性影响”的国家④。国际的不平等是通过殖民统治来维护的。
英国主导的世界秩序是一种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秩序。它是英国主导下的国际分工的产物。它的机制和意识形态无不体现着市场自由的法则，在市场自由竞争的背后是先行工业革命的英国竞争优势。然而，在这种国际分工中产生的国际生产关系是，不发达民族处于被剥削、被奴役的依附从属地位，发达的工业化处于剥削与统治的主宰地位。这种秩序随着英国的经济优势在发达工业化国家之间的竞争中逐步丧失而受到挑战。 美国治下的世界秩序 战后美国治下的世界秩序的特点是：福利国家及其国家干预下的市场、美国领导下的多边国际协调，以及作为最后执法者的美国拥有的军事实力和它领导的军事联盟。美国把发展中国家纳入其中的方式已经不同于传统的殖民统治。它更多地借助经济援助、军事援助和跨国公司。在这一秩序背后的意识形态是一个所谓的“嵌入式的自由主义”⑤（embedded liberalism）。
这一秩序产生的条件：一是美国超强的经济实力，二是战后美国协调国际分工的能力。1890年美国的经济产值已经名列世界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美国是世界上公认的超级大国，其经济指标远超其他国家，并且拥有巨大的技术和科技人才优势，是世界上名副其实的全能超级强国。这种经济基础使美国具有重塑世界秩序的物质能力。
两次世界大战的经济根源，是工业化的发展使得原来的分工格局不能满足工业化大国经济不平衡发展的需要。资本主义大国在新一轮工业革命中形成经济规模以及垄断，对内要求整合市场，对外要求扩展市场。不平衡的发展使得后起大国要求重新瓜分市场，重建新的分工格局。它带来的政治结果是殖民主义瓜分世界的新狂潮和帝国主义战争。而且，海外市场和殖民掠夺带来的高额垄断利润回馈国内可以缓解国内的社会矛盾，适应新兴的福利国家的需要。这样，大国争夺市场与国际分工主导权最终酿成了两次世界大战。两次世界大战带来了资本主义空前的危机。为此，资本主义国际的协调需求突显出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建立的一系列国际经济体制如布雷顿森林体系和关贸总协定等实现了这一协调。由于战后美国超群的实力，使之有能力在此历史机遇下担负起协调的领导责任。
战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秩序的安全保障是由美国建立的军事同盟体系来实现的。这一军事同盟一是遏制社会主义阵营对资本主义分工体系的“侵蚀”，武装保卫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二是把各个资本主义大国的军事力量置于美国的管理之下，使之失去通过武力再次争夺市场的可能和条件。这既是安全的保障，也是一种安全与政治的协调。
面对战后到来的民族解放运动，美国一方面反对旧式殖民主义，一方面通过军事援助、经济援助和跨国公司，把新兴的民族国家纳入到新的世界资本主义分工体系之中，鼓励和支持这些新兴国家走资本主义道路，必要时通过军事干涉与颠覆来维持发展中国家的资本主义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