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体制体现的“‘嵌入式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不是30年代的经济民族主义，而是性质上是多边主义的；不是贸易和金本位的自由主义，而是建立在国内干预基础上的多边主义”。⑥它融合了“新政”所体现的原则⑦，是凯恩斯主义拓展到国际范围的表现。福利国家是对自由主义国家的改造，一方面它保留了自由主义国家作为自由市场监护人和生产资料私有原则的核心内容；另一方面它补充了自由主义国家的功能，用国家干预来弥补自由市场对社会带来的巨大负面作用。⑧福利国家承认，市场失败内生的问题既影响市场正常运行，也带来社会的重大隐患。为了保障市场的运行，避免社会冲突，国家必须通过自身的作用来纠正市场产生的社会问题，使得市场成为一个有管理的市场。这样的市场褪去了原生态市场的特征，增加了社会公平和国家干预的特点。在国际范围内，新的国际经济制度一方面重新确立了市场开放的原则，打破了原来各国的经济民族主义的阻隔，约束各国为了国内福利实施“以邻为壑”的政策。但同时为了保障福利国家的实施，新的国际经济制度通过一定的救济措施，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借款、国家保留的对资本流动的控制，关贸总协定中各种例外保障条款等，为福利国家防范外部的市场冲击在制度上预留了一定的国内自主空间。
战后的世界秩序是一种在工业化新发展的条件下，重新协调工业大国之间分工的秩序。它是资本主义空前危机条件下的改革产物，也是资本主义新发展过程中的产物。这一秩序已经不再强调市场的自由放任，而是一种国家干预下的由美国领导的国际多边协调。 经济全球化下的新自由主义世界秩序 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全球分工已经不同于历史上的国际分工。传统国际分工是工业与农业的分工，这种分工下，资本主义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是工业与农业的分工，发达国家之间则更多的是工业化的相互竞争。传统的分工格局下，工业大国之间在实力对比没有发生变化的条件下，这种竞争保持着某种和平的有序竞争状态。一旦发生实力对比的变化，大国之间为了争夺市场与原料，和平的竞争逐步演化成一种政治甚至是军事的竞争，最终不可避免地发生政治与军事冲突。两次世界大战就是这种冲突的体现。而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由于生产的全球化，全球性的分工呈现出一种网络化分工的格局。当代全球生产的网络化的特点是各国不再是完整产品生产全过程的场所，而是通过分布全球的网络来完成产品的设计、加工、组装的生产复杂过程。这种分工与历史上的分工不同之处还体现在主导产业发生了变化。就像工业化时代工业主导、农业从属一样，当今的分工是信息与现代服务为主导，农业与工业都是从属。“互联网+”代表着分工的新气象、新趋势。
虽然跨国生产网络使得世界性（分工）生产呈现分散化和碎片化，但全球生产的管理控制在跨国资本手中。⑨串联这一分散化和碎片化分工主要是跨国公司，特别是来自西方国家的跨国公司。因为它们掌握着新技术、控制着信息业和现代服务业，拥有着巨额资本。而且，在这一跨国生产过程中，资本实现了跨国联合。这种资本的跨国联合是历史上国内资本集中之后进一步向国际发展的结果，它使资本主义发展进入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阶段。
在这种全球生产与分工的条件下，传统的帝国主义战争已经失去了经济基础，因为跨国垄断资本已经成为全球市场的主宰，建立起全球生产和金融的网络。资本不需要国家为它获得排他性殖民地和势力范围，帝国主义建立起来的排他性市场已经不符合全球性垄断资本的特点，它只能造成全球市场的分割化，而且由此产生的帝国主义战争会破坏世界市场的正常运作。因此，全球资本需要的是一种全球性帝国统治。⑩马克思曾说过：“资产阶级日甚一日地消灭生产资料、财产和人口的分散状态。它使人口密集起来，使生产资料集中起来，使财产聚集在少数人的手里。由此必然产生的结果就是政治的集中。各自独立的、几乎只有同盟关系的、各有不同利益、不同法律、不同政府、不同关税的各个地区，现在已经结合为一个拥有统一的政府、统一的法律、统一的民族阶级利益和统一的关税的统一的民族。”⑪资本的帝国化统治就是这一进程已经上升到全球范围的反映，资本的跨国集中要求有一个全球的治理、全球统一的法律、全球阶级利益、关税和全球民族。
正是在这种条件下，世界秩序从“嵌入自由主义”向新自由主义转型。新自由主义秩序下，国家从福利国家向新自由主义国家转型，国家重新向基本“守夜人”的角色回归；国际经济秩序从“妥协的自由主义”向着全球统一的自由市场转型，放松管制、自由贸易和经济自由化是新的经济秩序的趋向；这一经济秩序的安全保障结构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形成的军事司法干预体系，它或通过军事遏制的方式防范非西方大国破坏地缘政治现状的可能，或以选择性的执法方式来惩诫和教训发展中国家的“流氓”。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成为支撑这种新秩序的意识形态。它的核心就是保障自由，宣扬国家干预对个人的危害，鼓吹自由是恢复增长和效率的基础。它把古典自由主义的核心成分作为一种普适的价值观向世界推广。由此作为标准，任何不符合新自由主义的行为与政策都会被代表其利益的国际公民社会“妖魔化”，不论它们来自左翼还是右翼。相反，任何符合新自由主义的行为与政策都会被“神圣化”。这一新秩序如同19世纪的自由主义秩序一样，带来的是世界性两极分化以及新兴的生态环境的危机。
